这个家像一个密不透风的、完整的盒子。可盒子里那个最重要的
却凭空消失了。
就在我快要被这种巨大的、无法理解的恐惧给
疯的时候，我的目光，落在了卫生间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、半旧的塑料帘子上。
我走了过去，掀开了帘子。
一
混杂了玫瑰香皂和她晚上用的那种廉价面霜的、熟悉的味道，扑面而来。
卫生间里空无一。
可就在那个小小的、用来放洗漱用品的、水泥砌成的台子上，我看到了。 我看到了妈妈晚上出门前，用来化妆的那面小小的、带塑料花边的折叠镜还立在那里。镜子的旁边，散落着一些黑色的、像
末一样的、细小的碎屑。我知道，那是她用火柴烤那根眉笔时，掉下来的。
镜子前面还放着一小团被揉得皱
的、白色的卫生纸。
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把那团卫生纸展开了。
在那团柔软的、白色的纸巾中央，我看到了一抹鲜艳的、像凝固了的血一样的、暗红色的印记。
那是一个被用力地、反复地抿过的、不完整的唇印。
那一刻，桑拿房里那些滚烫的、肮脏的话，像一群挣脱了牢笼的魔鬼，尖叫着，呼啸着，重新冲进了我的脑子里。
“……关了灯，拉到床上，还不都一个样？”
“……她在床上越是放
，心里就越觉得自己伟大……”
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地颤抖了起来。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我扶着冰冷的墙壁，蹲下身子，却什么也吐不出来，只能发出一阵阵
呕。
我再也睡不着了。
我一个，穿着单薄的睡衣，坐在那张冰冷的、掉了漆的方桌旁。我听着窗外，那阵不知疲倦的、呜咽般的寒风，听着墙上那只不知被谁换上了新电池的、正在重新走动的石英钟，发出的“咔哒、咔哒”声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全世界遗忘了的、小小的守夜，独自守着这栋巨大的、沉睡的、像坟墓一样的红砖楼。
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。直到窗外的天色，从一片死
寂的墨黑，变成了一种带着鱼肚白颜色的、冰冷的青灰色时，楼道里才终于传来了那阵熟悉的、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声。
那声音，很轻，很慢，带着一种宿醉后的、拖沓的疲惫。
我赶紧跑回床上，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
，假装睡着了。
我听到钥匙
进锁孔的、涩的转动声。门开了，又轻轻地关上了。
妈妈回来了。
我从被子的缝隙里，悄悄地往外看。
我看到她像一个幽灵一样，默不声地站在门
的黑暗中。她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的连衣裙，只是那件衣服，不再像昨天出门时那样笔挺，上面多了很多
的、凌
的褶皱，像一张被揉搓了很久的、黑色的废纸。她的发也有些散，几缕发丝黏在苍白的脸颊上，在清晨那点微弱的、灰白色的光线下，像几道小小的、黑色的泪痕。
她站了很久，才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线的木偶一步一步地挪进了屋。那双半高跟的、黑色的皮鞋，踩在地板上，不再发出昨天出门时那种清脆的“笃笃”声，而是一种沉闷的、拖沓的、像是在泥地里跋涉过的声音。
她没有开灯，径直地走进了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、半旧的塑料帘子后面。 里面很快又传来了哗哗的水声。
天一点一点地亮了。
我听到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准备着早饭。那声音依旧是那么的按部就班，仿佛昨夜的一切，都只是一场与她无关的、荒诞的梦。
可当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，走到我的床边，叫我起床时，我的目光，却像被磁石吸住的铁屑，死死地，黏在了她的腿上。
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净的、灰色的旧毛衣，可下半身却还来不及更换。她的小腿上，依旧穿着昨晚那双黑色的、薄薄的丝袜。
那不是我熟悉的那种不透明的、厚实的黑色裤袜。那是一种极薄的、近乎半透明的黑色，像一缕轻烟，缠绕在她的皮肤上。在从窗户透进来的、灰白色的晨光里，我能隐隐约约地，看到那层薄薄的尼龙布料下，她小腿肚那光滑、白皙的
廓。那布料紧紧地绷在她秀气的脚踝那优美的曲线上。我第一次注意到，那袜子的表面，带着一层极其微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光泽，仿佛曾经被什么濡湿过，此刻正慢慢地涸，以一种
湿的、亲昵的姿态，紧贴着她的肌肤。
我的呼吸，在那一瞬间猛地停滞了。
那不是我熟悉的那种不透明的、厚实的黑色裤袜。那是一种极薄的、近乎半透明的黑
色，像一缕轻烟，缠绕在她的皮肤上。在从窗户透进来的、灰白色的晨光里，我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那层薄薄的尼龙布料下，她小腿肚那光滑、白皙的廓。那布料紧紧地绷在她秀气的脚踝那优美的曲线上。<var>ｍ?lｔxsfb.com.com</var>
我的目光像一只不受控制的、贪婪的虫子，开始在那片神秘的黑色上寸寸地、仔细地爬行。
我看到在她右腿的、靠近脚踝内侧的、那个极其不起眼的位置，有一道极其细微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、被什么东西不小心勾
了的抽丝。
那道抽丝，像一道小小的、
致的、白色的闪电。
它无声地，却又无比清晰地，划了那片完整的、不见底的黑色。那道小小的损，让周围原本平整、光滑的尼龙表面，起了几道极其细微的、像水波一样的褶皱。那褶皱里，仿佛还残留着昨夜，某个瞬间的、剧烈的挣扎。
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顺着那道几乎看不见的抽丝，往上移动。
我看到了她的膝盖。那层薄薄的黑色织物，在膝盖骨的位置，因为反复的弯曲和伸展，颜色变得比其他地方更浅，更透明。透过那层被撑薄了的尼龙，我甚至能看到她皮肤上，有一小片淡淡的、模糊的、像是被什么东西用力按压过的红痕。
那片红痕像一朵开在薄冰之下的、羞耻的、小小的桃花。
然后，我的目光在她的左腿大腿外侧停住了。
那里，袜子的表面，不再是均匀的、带着微光的黑色。有一小块区域，大约有我手掌那么大，颜色显得有些发暗，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。在晨光下，那块地方的质感显得有些僵硬，甚至在边缘处，因为涸而起了几丝极细微的、像盐霜一样的白色结晶。它像一块地图上不祥的标记，无声地宣告着昨夜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怎样湿润而又黏腻的战役。
我的脸颊像被火烧一样滚烫。桑拿房里那些污秽不堪的话，像一桶沸腾的、滚烫的猪油，尽数地泼进了我的脑子里。
她似乎察觉到了我异样的、灼热的、近乎于侵犯的目光。她端着碗的手，剧烈地抖了一下，碗里的白粥都差点晃了出来。她下意识地，想要并拢双腿，想要用右腿去遮掩左腿上那块不祥的地图。
可她最终什么也没做。她只是僵硬地站在那里，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、扔在雪地里，已经放弃了所有挣扎的。
她把那碗白粥，重重地放在了我床的小柜子上。
“快起来，喝了，上学要迟到了。”
她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淡。可那平
淡里却藏着一丝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剧烈的、几乎要哭出来的颤抖。
然后，她就转过身，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出了那道印花布帘子。
帘子因为她的动作而剧烈地晃动着，上面印着的黄色小鸭子也跟着惊慌失措地摇摆。
我一个坐在床上，像一具被抽走了所有骨的、小小的泥偶，久久没有动弹。
我的目光，还死死地盯着那道晃动不休的布帘。
帘子外面，就是我们家那间狭小而又昏暗的客厅。就是那个充满了檀香皂和油烟味的、我无比熟悉的世界。
我拿起那碗放在床柜上、还冒着热气的白粥，却怎么也喝不下去。那熟悉的味道，此刻闻起来，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。
(18)
那个冬天似乎有一种不肯走的意思，赖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县城里，迟迟不肯挪窝。开春后，也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，太阳会像个吝啬的富翁，从厚厚的、灰白色的云层里，露出一点点没什么温度的、苍白的光。
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没什么温度的下午，发下了年度体检的通知单。那是一张用最粗糙的黄麻纸油印出来的、薄薄的纸片，上面的字迹，因为油墨过多，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。空气里，立刻就弥漫开了一熟悉的、混杂了油墨味和少年们那种既期待又紧张的、荷尔蒙的气息。
对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，体检是一场充满了仪式感的、小小的冒险。我们关心的，不是自己的身体到底健不健康，而是能不能在身高那一栏比去年多上几公分，好在同学面前炫耀；或者是在测视力的时候能比同桌多看清一行，证明自己的眼睛更尖。
我把那张皱的、散发著油墨味的通知单，像往年一样，随手塞进了书包里。可我没想到，这张薄薄的纸片，会在我们家那潭早已不起波澜的、死水般平静的生活里，投下一颗那么沉重、也那么奇怪的石子。
那天晚上，妈妈从我的书包里，翻出了那张通知单。
她没有像往常一样，只是看一眼，然后叮嘱我一句“明天别忘了吃早饭”。她把那张薄薄的纸片，拿到灯下，仔仔细细地，看了很久。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、昏黄的灯泡，光线照在她那张没什么表
的脸上，把她眼角的那些细纹，照得比平时更了一些。
“……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听力、内科、外科……”她用手指，点着上面的项目，一个一个地，轻轻地念出了声。那声音，很轻，也很飘忽，像是在念着什么她看不懂的、神秘的咒
语。
“妈，怎么了？”我正在桌边，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，忍不住抬起问了一句。
“没什么。”她把那张通知单，仔仔细细地，对折好，放回了桌上，“明天体检，妈妈请个假，陪你去。”
我愣住了。从我上小学开始，每年的体检，都是我自己去的。
“不用了吧，”我说，“我都这么大了，就去医院排个队，费那个事嘛。”
“那不行，”她转过，看着我，那眼神，是我从未见过的、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，“你的身体，是大事。妈妈必须亲自看着，才放心。”
那天晚上，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紧张。她反复地叮嘱我要早点睡，甚至还给我冲了一杯我并不喜欢的热牛
。牛很烫，我喝的时候，看到她又拿起了那张通知单，在灯下，反复地看着。那样子，不像是在看一张体检表，更像是在研究一张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、藏宝图的残片。
半夜，我被一阵奇怪的、压抑的咳嗽声给吵醒了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到帘子外面的客厅里，还亮着灯。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，看到妈妈正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，站在那面小小的穿衣镜前。
她没有在咳嗽。她的眉，紧紧地锁着，脸上带着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、混杂了忧虑、恐惧和一丝丝茫然的表。
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很久。
第二天，她真的跟单位请了假，带着我去了我们县里那个声鼎沸的县医院。
医院里，永远都充满了那熟悉的、混杂了消毒水、中药和病身上那种特有的、带着一丝酸腐味的、复杂的气息。走廊里，挤满了，哭的孩子，咳的老，还有我们这些穿着各式各样校服的、被老师领着来体检的学生。
别的家长，都只是把孩子送到门，就去忙自己的事了。只有妈妈，像一只高度警惕的母
，寸步不离地，跟在我的身边。
在量身高、测体重的时候，她会死死地盯着那些冰冷的仪器上，跳动的红色数字。护士报出一个数，她就会立刻拿出随身带着的、那个小小的记事本，用笔记下来。
“一米四七，”护士用一种很不耐烦的、拖长了的声调喊道，“下一个！” “同志，同志，麻烦您再给量一遍，”妈妈立刻就凑了上去，脸上带着那种谦卑的、讨好的笑容，“我怎么记得，他上个月在家量，都快一米四八了呢？” “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家长，怎么回事啊？”那个年轻的护士，不耐烦地翻了
个白眼，“差这一公分，能决定你家孩子考上清华还是北大啊？后面还排着队呢！”
妈妈的脸，白了一下，但她还是坚持着，说：“麻烦您了，就再量一次，一次就好。”
最后，在后面排队的学生们，那一片不耐烦的“哎呀”声里，我又被重新按在了那个冰冷的、带着铁锈味的测量尺下。
结果，还是一米四七。
在内科诊室里，那个戴着老花镜的、发花白的老医生，用一个冰冷的听诊器，在我的胸和后背来来回回地听着。
“肺部呼吸音清晰，心率正常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在我的体检单上，龙飞凤舞地，写着什么。
就在他准备写完结论的时候，妈妈突然嘴了。
“医生，”她往前凑了一步，声音里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，“那个……我想问一下。他这个年纪的孩子，要是平时，闻到点油烟味，就想吐，或者早上起来，总是没神，打瞌睡……这是不是……身体有什么毛病啊？”
老医生抬起，从老花镜的上方，看了我妈妈一眼。
“你说的这些况，他有吗？”他问我。
我摇了摇。
老医生又转回，看着我妈妈，那眼神，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、过度焦虑的病。“我说这位家长，孩子身体
好着呢。你们当家长的，别一天到晚，自己吓唬自己。没病，都能被你们给想出病来。”
妈妈被他说得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整个体检过程，最让我感到不自在的，是在排队等候的时候。
从内科诊室出来，要去外科，中间，要经过一条长长的、光线有些昏暗的走廊。走廊的尽，就是医院的
产科。
妈妈拉着我的手，走到那扇总是紧闭着的、
白色的木门前，突然就停下了脚步。
她没有进去，也没有说话。她只是站在门，透过门上那块小小的、磨砂的玻璃窗，看着里面那些模糊的、穿着白色护士服的、来来回回走动的影。我能听到，从门里偶尔会传来一阵婴儿响亮的、中气十足的哭声。
她看着那块写着产科的、蓝底白字的牌子，一看，就是很久。她的眼神很奇怪，那里面没有了刚才在诊室里那种紧张和焦虑，而是一种更的、我完全无法理解的、混杂了羡慕、恐惧和一种说不清的、巨大的绪。
“妈，你看什么呢？”我忍不住，扯了扯她的衣角。
她像一个被从梦中惊醒的，猛地回过神来，身体都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。 她转过，看着我，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“没什么，”她说，声音，有些沙哑，“就是觉得……当妈妈的，都不容易。”
体检的所有项目终于都结束了。结果，当然是一切正常。
妈妈拿着那张盖着红色的合格印章的、薄薄的体检单，像拿着一张救命的符咒。我能感觉到，她那只一直紧紧攥
着我胳膊的、冰冷的手，在走出医院大门，重新看到外面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时，才终于有了一点点，属于活的温度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们没有直接回家。妈妈拉着我，拐进了菜市场旁边那条总是湿漉漉的、散发著一家禽粪便和鱼腥味的小巷。巷子的尽，有一家很小的、连招牌都没有的铺子，门挂着一块写着“土特产”的木牌。铺子里很暗，只有一个姓黄的、瘦得像根竹竿一样的老，正戴着老花镜用一杆小小的、铜制的杆秤，给一包黑乎乎的
药称重。
妈妈走进去，跟那个黄老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。
黄老抬起，从老花镜的上方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，从柜台底下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、用牛皮纸包着的长方形纸包，递给我妈妈。
“一天两次，用开水冲了喝。”他沙哑着嗓子说，“小孩子家，身子虚，补补是应该的。”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只闻到，从那个牛皮纸包里，散发出一很浓的、带着一丝甜味的、类似于当归和红枣混合在一起的药材味。
那天晚上，妈妈真的用开水，给我冲了一碗那种黄褐色的、看起来很粘稠的药汤。那药汤，闻起来很香，喝到嘴里，却带着一挥之不去的、淡淡的苦涩。 “这是什么？”我捏着鼻子，皱着眉问。
“好东西，”妈妈坐在我对面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执拗的、甚至有些神经质的专注，“黄爷爷说了，这是大补汤，男孩子喝了，长得快，身体壮。”
她盯着我，一勺一勺地，看着我把那碗又甜又苦的、奇怪的药汤，全部喝了下去。
从那天起，每天晚饭后，喝一碗那种“十全大补汤”，就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功课。
我并不喜欢那个味道，甚至有些讨厌。可我不敢不喝。
因为我发现，每一次当我喝下那碗药汤的时候，妈妈那张总是紧绷着的、苍白的脸上，才会露出一丝丝的、近乎于虚脱般的、如释重负的表
。
她好像觉得，只要我把那些能补身体的东西都喝进了肚子里，那些隐藏在她自己身体内部的、看不见的亏空和虚
弱，就能被一并地，填补起来一样。
(19)
我喝了快一个星期的十全大补汤，那又甜又苦的、混杂了当归和不知名药根茎的味道，就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漆，牢牢地附着在了我的舌根上。以至于我在学校里，闻到
同学文具盒里飘出的、那种廉价的茉莉花香味的橡皮筋的味道时，都会忍不住呕一下。
妈妈似乎对我这种反应很满意。她好像觉得，只有这种具体的、能被感官捕捉到的苦，才能证明那些补药正在我的身体里，发挥著作用，才能让她自己心里，那些看不见的亏空和虚弱得到一点点虚假的填补。
而曾文静，则像一株生长在我们这个充满了药味和机油味的、沉闷世界之外的、不知名的植物。她身上，永远都带着一净的、混杂了阳光、墨水和她那件总是洗得发白的校服上，残留的肥皂泡的味道。
那个春天，她迷上了英语。
那不是我们课本上那种，“h r yu? n, hn yu, n yu?”式的、的英语。她迷上的，是一种更遥远的、只存在于网络和磁带里的、带着音乐般韵律的英语。
我发现，她最近有了一个宝贝——一台小小的、半旧的随身听。那是她父亲从乡下中学淘来的、不知哪个老师用过的旧货，塑料的外壳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发亮，连放电池的那个小卡扣都断了，需要用一小截透明胶带，歪歪扭扭地粘着。她却非常珍惜，甚至用她妈妈织毛衣剩下的、淡黄色的毛线，给它打了一个小小的、刚好能套进去的保护套。
省里要举办一场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，我们县只有一个推荐名额。这个消息，像一颗小石子，在我们年级那潭死水里，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，但很快就平息了。对我们大多数来说，省城是一个和北京一样遥远的概念，远不如讨论昨天晚上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又闯了什么祸来得实在。
可这颗石子，却在曾文静的心里，砸出了一个很、很的坑。
她的目标，就是拿下这个名额。但她的动机，和那些想通过比赛获得加分、拿到奖状的同学，似乎完全不同。
有一次，在自习课上，我看到她正戴着耳机，手里拿着一本旧的英汉词典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凑过去，小声地问她：“你这么拼命，就是为了去省里拿个
奖啊？”
她抬起，把其中一只耳机递给我。那耳机的海绵套，已经有些发黄、损了。我戴上，听到了一段极其清晰、纯正的、我从未听过的声在朗读着什么。那声音，圆润、饱满，每一个单词的起承转合，都像音乐一样优美。它和我们英语老师那生硬的、带着浓重本地音的、把“hr”读成“树”的发音，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东西。
“你听，”她看着我，眼睛里，闪着一种近乎于信仰的、倔强的光，“这才是英语本来的样子。我觉得，一件美好的事，就应该被这样对待。”
她所说的“好好对待”，是一种近乎于工程师的、充满智慧和耐心的、笨拙的抗争。
她没有去买那些昂贵的、全新的标准发音磁带，更买不起当时刚刚开始在我们县城里出现的、像个小宝贝一样被锁在玻璃柜台里的p3。她唯一的音源，是县里那个上网费贵得吓的网吧。那里的电脑，屏幕还是那种大
的、泛着蓝光的纯平显示器。
她会用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零花钱，去那里开上一个小时的机。然后，从一些我看不懂的、全是英文的网站上，下载一些同样是英文的、名叫p3的音频文件。
可难题在于，如何把电脑里的声音，装进她那台只能播放磁带的旧随身听里。
我看着她，像一个最顽强的工程师，在用手里最简陋的零件试图搭建一架通往新世界的桥梁。她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淘来的、旧的《电脑
好者》杂志上，找到了一个土办法。她去县城里那个专卖电子零件的、像杂货铺一样的小店，花了几块钱，买来一个耳机，一小段电线和一个麦克风。
然后，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她趴在我家的那张方桌上，用我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弄来、又被他扔在角落里生了锈的电烙铁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细细的铜丝，焊接在一起。
空气中，弥漫着一松香和塑料烧焦的、刺鼻的味道。她的手指，甚至被滚烫的烙铁烫出了一个亮晶晶的小水泡。她只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，然后，继续埋和那些不听话的、细小的零件较劲。
最终，她真的成功了。她焊出了一根两带着不同、中间用黑色胶布缠得歪歪扭扭的、丑陋的“音频对录线”。
她会带着这根线和几盘空白磁带再去一次网吧。她把对录线的一在电脑的耳机孔，另一在她那台旧随身听的麦克风孔里。然后，在电脑上播放p3的同时，按下随身听的录音键。网吧里很吵，充满了键盘的“噼
啪”声和游戏里“r n h h!”的嘶吼声。她必须戴上耳机，全神贯注地通过监听，来判断录音的音量和效果，不能有一点杂音。
我看着她因为成功地转录了一段清晰的对话，而摘下耳机，长长地舒了一气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、疲惫而又满足的笑容时，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、混杂了心疼和敬佩的触动。
那个周末的下午，我们家的门，被敲响了。
来的是曾文静。
她怀里，紧紧地抱着她那个用淡黄色毛线套装着的宝贝随身听，和那几盘她自己亲手转录的、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标注着“n n”、“n ”的磁带。她站在门，显得有些拘谨和不安。
“何晨，”她说，眼睛却越过我，看向了正在客厅窗前，绣着星空十字绣的妈妈，“那个……我能，我能请程蕾阿姨，帮我一个忙吗？”
妈妈的动作，停了下来。她抬起，那双因为长期盯着针眼而显得有些疲惫的眼睛，在曾文静那张因为紧张而微微泛红的、净的脸上，停留了很久。 曾文静走进屋，把那台半旧的随身听，像献上一件珍贵的贡品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那张堆满了碎帆布和麻线的方桌上。
“程蕾阿姨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”她说，声音因为紧张而带着一丝小小的颤抖，“我从电脑上录了一些听力，但总觉得声音有点发闷，录出来的效果不好。我听我爸爸说，您以前在广播站待过，最懂这些……这些机器。您能不能，帮我听听，是不是录制的时候，电平太高了？”
我看到妈妈的脸上，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的表。那里面，有惊讶，有片刻的恍惚，也有一丝被一个孩子的、天真的世界所打扰后的、不易察觉的疲惫。 但她最终，还是放下了手里的绣花绷子和那根亮晶晶的小钢针。
她接过了那台小小的随身听，戴上了耳机。
为了测试录音效果，妈妈让曾文静把她的演讲稿念一遍。
曾文静立刻站得笔直，像一棵准备接受检阅的小白杨。她用她那清脆的、努力模仿着标准伦敦腔的声音，朗读着她的演讲稿。而妈妈则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。她不像一个老师，更像一个倦怠的、苛刻的评委。
听完一遍后，妈妈睁开眼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曾文静在某个单词的尾音处理上的一个细微瑕疵。她的发音，比曾文静模仿的录音，更加纯熟、地道，带着一种曾文静从未听过的、属于成年的自信和从容。
那一刻，曾文静看着妈妈的眼神里，充满了崇拜的光芒。
曾文静练习了几遍后，妈妈却打断了她。
“文静，”她看着她，眼神变得很，很锐利，“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，非要参加这个比赛？”
曾文静愣了一下，她低下，看着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球鞋，小声但异常坚定地说：“因为……我觉得它很好听。
我就是想，把这么好听的声音，在很多面前，大声地念出来。我觉得，一件美好的事，就应该被这样对待。”
妈妈看着她那天真的、闪着光的眼睛，脸上，没有任何表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低下，重新拿起了她那个绷得紧紧的、圆形的绣花绷子。
屋子里很安静。静得能听到曾文静那有些局促的、细微的呼吸声，和墙上石英钟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不知疲倦的脚步声。
妈妈的手指，捏着那根小小的、亮晶晶的钢针。她的面前，是一片已经绣出了一小半的、扭曲的星空。她似乎是想继续刚才的工序，可那根针，却悬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。
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细微却又让我感到一阵莫名寒意的动作。
她把那根锋利的针尖，对准了那块已经绣好的、由无数个小小的、排列整齐的蓝色格子组成的“夜空”，然后，用一种近乎于麻木的、心不在焉的力道，开始一下、一下地，用针，轻轻地敲击着那些彩色的棉线。
那敲击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它只是让那些原本平整、服帖的丝线，变得微微有些松散，起了一层细小的、看不见的毛边。
她不像是在刺绣，更像是在用一种最温柔、也最残忍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坏着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、那个小小的、脆弱的彩色秩序。
过了很久，她才停下那个奇怪的、徒劳的动作，抬起眼看着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沉默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曾文静。
“文静，”她说，声音很平，也很淡，像是在陈述一件早已发生过、与她无关的旧事，“我们单位去年搞业务竞赛，理论考试，我考了第一。”
曾文静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
妈妈没有看她，目光落在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上。
“实际
作，评委临时加了一道题。让我们用算盘，算一笔附加税，谁最快，谁的分就最高。”
她顿了顿，嘴角，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、自嘲的弧度。 “那道题，我五分钟就算完了。坐在
我旁边的小莉，她多花了三分钟。最后得奖的是她。”
她没有再往下解释原因。她只是转回，看着曾文静那双因为困惑而显得更加清澈的眼睛，然后，她做了一个极
其细微的动作。
她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地，敲了敲桌上那本曾文静带来的、崭新的英语演讲比赛辅导书。书的封面上，印着几个烫金的、醒目的主办单位的名字，其中一个，是县教育局团委。
她的手指，就在教育局那三个字上，不轻不重地，点了两下。
那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却像两声沉闷的钟声，敲在了曾文静的心里。 然后，妈妈才站起身，把那台半旧的步步高复读机，重新收回了柜子里。她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磁带，一边用一种极其平淡的、仿佛只是在叮嘱一件
常小事的语气，对还愣在那里的曾文静说：
“你的发音很好。比我们局里所有搞外贸业务的都标准。”
“回去吧。好好准备比赛。”
我坐在不远处的书桌旁，假装写著作业。我听着妈妈用她那被生活磨砺得沙哑的嗓音，向我心中那个最纯洁的孩，传授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、第一堂关于规则之外的、冰冷的启蒙课。我手里的铅笔，在练习本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、黑色的、丑陋的子，像一道无法修复的、撕裂的伤痕。
(20)
初夏的雨，不像春天那么温柔，也不像盛夏那么
烈。它总是来得不声不响，细得像牛毛，密得像一张网，能把整个县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、湿的、怎么也晾不的愁绪里。
我们家属院后面那条常年涸的护城河，因为上游水库的整修，莫名其妙地蓄上了水。河水是浑浊的、黄绿色的，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和不知从哪儿冲下来的、腐烂的树叶。河水一来，那些不知在泥里蛰伏了多久的蛤蟆，就都活了过来。每天晚上，从河边都会传来震耳欲聋的、一片“呱呱”的蛤蟆叫声。那声音，充满了原始的、躁动的生命力，像一锅烧开了的水，搅得整个家属院的都睡不好觉。
妈妈还在绣着那幅永远也绣不完的星空。只是速度越来越慢了。我发现，她开始频繁地感到疲倦，常常绣着绣着，针还捏在手里，就已经靠在椅子上，沉沉地睡着了。她解释说是春天到了，犯春困。
那个周末的下午，我正在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。妈妈的行为出现了两个巨大的、让我感到不安的反常。
她第一次主动地，翻出了那个落满了灰
尘的、用来装换季衣物的旧皮箱。她把那些早已穿不下的、带着一淡淡渍味的婴儿服，洗得发白的、上还带着两个
的开裆裤，一件一件地，拿了出来，在灯下，仔仔细细地看，又仔仔细细地叠好，像是在清点着一些早已被遗忘的、珍贵的遗物。
然后，她又拿出了那件她织了快一年的、灰色的毛衣。那件毛衣，因为我的个子长得太快，已经有些短了，袖紧紧地箍在我的手腕上，像一副柔软的镣铐。她却找来一把小剪刀，把已经织好的袖和下摆，小心翼翼地全部拆掉。那些原本排列整齐的、紧密的毛线圈，在她手里变成了一蓬蓬混的、卷曲的、像方便面一样的曲线。
然后，她接上新的毛线，开始重新往下织。
我看着她那个专注的、微微弓起的背影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、巨大的恐慌。我觉得，她不像是在织毛衣，更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、飞速流逝的时间赛跑。
“妈，”我终于忍不住，放下了手里的笔，“这毛衣都旧了，还织它嘛？”
她没有抬，只是手上的动作，慢了一点。她说：“旧是旧了点，但毛线是好毛线，暖和。你这孩子，长得太快，
像雨后的笋一样。今年织的，明年就穿不上了。”
她顿了顿，抬起，看着我，眼神里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切的、仿佛要穿透我看到很多年以后的温柔和忧虑。
她说：“妈妈……可能要出趟远门。要去省里，学习。要去很久，可能……要一年。”
她继续说：
“我怕我走了，没给你织新毛衣。先把这件加长一点，你今年冬天，就还能再将就着穿一年。等明年……明年妈妈回来了，再给你织件新的、更大的。” 那个下午，妈妈对我说，工会的汪阿姨，要带我们去一个叔叔家认认门。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通知我晚饭吃什么一样，不带商量的余地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“汪阿姨”这个名字，对我来说，就像一个密码，它总是在我们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出现。我放下笔，心里充满了那种熟悉的、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、无力的抗拒感。我不知道要去见谁，要去认什么门，我只知道，这又是一场我无法拒绝的、被安排好的戏。
汪主席果然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她今天穿了一件很鲜艳的、带着大花朵的连衣裙，脸上堆满了那种职业化的、不容置疑的热。
我们跟着她，穿过几条陌生的、散发著一煤烟和湿味道的小巷，来到
了一个和我们家属院很像，但更旧、更拥挤的筒子楼前。楼道里很暗，墙壁上，用笔画着各种歪歪扭扭的跳房子的格子。空气里，有一淡淡的、属于劣质香烟的烟味，和一炒菜时辣椒被呛到的味道。我跟在妈妈身后，闻着她身上那熟悉的、净的玫瑰香皂味，我觉得，她和这个地方格格不
。
一个穿着崭新的、甚至连折痕都还没消掉的蓝色工装的男，早已像迎接贵客一样，等在了门。他看起来很局促，两只粗糙的大手，不停地在裤子上擦着。他身后，还躲着一个小孩。
汪主席热地指着那个男说：“程蕾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师傅。老陈，这就是我们局里的大才程蕾，和她儿子晨晨。”
那个被称作“老陈”的男，对着我妈妈，憨厚地、近乎于讨好地笑了笑。而他身后那个小孩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也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。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像两颗湿的、黑色的玻璃弹珠。她没有看我，而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、充满了审视和警惕的目光，死死地盯着我妈妈那双穿着半高跟皮鞋的、净的脚。
汪主席像一个熟练的导演，掌控着全场的节奏。她先是热地介绍着双方，然后便和妈妈、老陈，开始拉着一些关于旧事的、温的家常。
我被安排着，和那个叫默默的小孩，一起坐在里屋那张小小的、桌面被刻得坑坑洼洼的书桌旁，“一起写作业”。
里屋的光线很暗，只有一盏拉线开关的、昏黄的灯泡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。空气里，有一橡皮屑、铅笔末和一种小孩发上特有的、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
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，拿出作业本。她只是坐在我对面，两只手托着下，用她那双又大又黑的、不带任何表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，看着我。
那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。那是一种更复杂的、类似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木匠，在审视一块即将被用来雕刻的、陌生的木的目光。她在看我的纹理，在掂量我的质地，在判断我身上，有哪些看不见的、柔软的或者坚硬的地方。
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只能低下，假装很认真地在整理我那个从书包里拿出来的、铁皮的文具盒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像是终于完成了她的审视。她站起身，绕过小小的书桌，走到了我的身后。我能感觉到，她那小小的、瘦弱的身体，就站在离我不到一臂的地方。我甚至能闻到，她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上，残留的、阳光的味道。
她伸出一根细细的、有些冰凉的手指，轻轻地，敲了敲我摊开在桌上的、那本作文簿的封面。
“这是你的？”她问，声音很清脆，也很好听，但那调子里，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、平铺直叙的冷静。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她没有再问，而是自顾自地，翻开了我的作文本。她的手指，翻动纸张的声音很轻。我看到，她翻到了我前几天刚写完的那篇、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在末尾画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，还批注了“感真挚，文笔流畅”的作文。
她看着那个红色的“优”字，和那行同样是红色的批注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，她抬起，目光越过我的肩膀，看向了客厅里，那个正和汪主席、老陈谈笑风生的、我的妈妈。
她没有说话。
她只是用那根冰凉的手指，在那个红色的“优”字上，极其缓慢地、一圈一圈地，画着圈。
那动作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却像一个无声的、充满了嘲讽意味的问句。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，开始发烫。我下意识地，想把那本作文簿合上。
就在我的手，即将触碰到作文本的时候，她突然开了。
她转回，把那双又大又黑的、像两不见底的古井一样的眼睛，重新聚焦在了我的脸上。
她问了一个让我瞬间如坠冰窟的问题：
“哎，我问你，” 她说，语气，是那种孩子气的、不带任何掩饰的、纯粹的好奇， “让你妈妈，也来我们学校，当一次家长。我们的老师，是不是……也会给我的作文本上，画一个这么大的圈啊？”
一巨大的、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的羞耻感，像一盆滚烫的、带着冰碴的冷水，从我的顶，浇了下来。我能感觉到，我脸上的血，在一瞬间全都褪得净净。
我张了张嘴，想反驳，想说“不是这样的”，想说那个“优”，是我自己一笔一划写出来的。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因为我内心处，有一个小小的、诚实的声音在告诉我，她说得，或许并没有错。
我只能低下，看着自己那双因为紧张而攥得紧紧的、指节发白的手。 她看到我这副样子，没有再追问。她只是撇了撇嘴，那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、孩子气的、胜利的弧度。然后，她就重新坐回了自己的那个小板凳上，像一个打了胜仗的、高傲的王，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。
客厅里，大们的谈话，还在继续。
我听到汪
主席，终于，像一个宣布最终议程的主持一样，清了清嗓子，把话题引了正题。
“老陈啊，”她说，语气里，充满了那种心安排好的随意，“程蕾要去省里学习一年的事，我上次在电话里，也跟你说过了。你看，我们程蕾一个家，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晨晨这个宝贝疙瘩。今天带孩子来，就是让他提前认认家门，以后啊，就要在你这里，叨扰一年了。”
没等一脸憨厚的老陈做出反应，妈妈就从她那个半旧的布兜里，拿出了一张纸，和一个信封，放在了桌上。
那张纸，是我们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纸，上面，用她那手漂亮的、工整的字迹，密密麻麻地，写满了一行行的字。
我伸过，看到了那张纸上的内容。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，给狠狠地捏住了。那不是一封信，而是一张清单。上面，极其详细地，罗列着我的所有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：
“一、晨晨早上七点起床，习惯喝一杯温水。”
“二、他不吃葱和香菜，炒菜时请不要放。”
“三、他有过敏
鼻炎，家里不能有太多灰尘，被子要勤晒。”
“四、他格内向，如果和默默闹了矛盾，请不要先责骂他……”
……
清单的最后，是一行加粗的字：“每月生活费伍佰元整，将于每月一前，准时汇您的账户。”
一巨大的、被连根拔起的恐慌，像一阵冰冷的水，瞬间就淹没了我的喉咙。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一直被抱在怀里的小动物，突然被不由分说地，塞进了一个陌生的、冰冷的笼子里。
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猛地抬起，冲到了妈妈的身边，紧紧地抓住了她那只手。
“妈，”我带着哭腔，声音颤抖地问，“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病得很重？” 在我当时那小小的、充满了恐惧的世界里，只有最严重的、治不好的病，才需要一个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学习那么久。我想起了她在体检时的反常，想起了她在镜子前按压小腹的样子，想起了她最近总是喝不完半碗饭的、苍白的脸。 “我不去！我哪儿也不去！”我把脸，埋在她那件带着一淡淡机油味的、粗糙的旧毛衣上，放声大哭，“我要跟你在一起！你要是病了，我照顾你！我不要别照顾我！一年……一年太长了……”
我的眼泪很快就浸湿了她胸前那片布料。我能感觉到，我的哭声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让她那具总是挺得笔直的、坚硬的身体，在那一
瞬间，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
房间里，因为我突如其来的、撕心裂肺的哭喊，而陷了一片死寂。老陈变得更加手足无措，那个叫默默的小孩，也吓得往她爸爸身后缩了缩。只有汪主席，还保持着那种职业化的笑容，想开说些什么来圆场。但妈妈比她更快。 我感觉到，她那只被我紧紧抓着的手，反过来用一种近乎于痉挛的力道握住了我的手。然后，她另一只手极其缓慢地，极其僵硬地落在了我的顶上轻轻地抚摸着。
那是我记事以来，她第一次在外面前做出如此亲昵的动作。
她没有推开我。她只是把下，轻轻地，抵在我那颗毛茸茸的、埋在她怀里的顶上。我听不到她的声音，但我能感觉到，有什么温热的、小小的、湿润的东西，一滴一滴地，落在了我的发上。
过了很久很久。
她才缓缓地，用一种极其沙哑的、仿佛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里传来的声音，对那个一脸憨厚的老陈说：
“陈大哥，你……你先带默默，出去转转吧。我……我跟孩子，再说几句话。”
汪主席立刻心领神会地站起来，拉着还在发愣的老陈和默默，走出了房间，还体贴地，为我们关上了门。
屋子里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个，和那片巨大的、令窒息的沉默。
她没有再流泪。她只是抱着我，像在抱着一件冰冷的、正在慢慢失去温度的东西。她的手，在我那因为哭泣而汗湿的背上，一下一下地，轻轻地拍着，就像我小时候，哄我睡觉时一样。
然后，我听到她，在我耳边，用一种近乎于耳语的、带着一种被彻底抽空了所有力气的、虚脱般的声音，说：
“晨晨，别瞎想。妈妈身体好着呢。”
她的声音里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、纠正我写错字时那种不容置疑的、淡淡的斥责意味。
“就是去读个书。单位里，别想去，还没这个机会呢。”
她顿了顿，把我那颗毛茸茸的、埋在她怀里的，往外推了推，强迫我看着她的眼睛。她的眼圈通红，但眼神，却像两不见底的、冰冷的古井。
“你都这么大了，是个男子汉了。不能再像个鼻涕虫一样，天天黏着妈妈。”
“听话。就一年。你好好上学，妈妈也好好学习。咱们比一比，看谁厉害，好不好？”
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眼泪，都像被一无形的、巨大的寒流，给瞬间冻住了。 我从她怀里，抬起，看着她那张布满
了泪痕的、陌生的、坚硬的脸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她今天，不是在和我商量。
她是在通知我。
她是用她那一生中，唯一一次的、短暂的温柔和眼泪，来执行一场不容置疑的、早已决定好了的、漫长的别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