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过啊，”舅舅话锋一转，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
，“这足球，它跟
生一样，也不光是看谁的拳硬。有时候啊，运气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就看你，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，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。可我却觉得，他那句话，像一颗烧红的、沾着酒气的石子，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、嘶嘶作响的
。
我看到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、织着毛衣的手，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。
中国队毫无悬念地出局后，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。他把那些过时的v光盘，当成废品，五块钱一斤卖给了收垃圾的。我们县城那
热病，也像退
一样，迅速地冷却了下去。大街小巷的红旗和横幅，都被摘掉了，一切，又恢复了往
的平静。
只有舅舅，还在坚持着。他把所有的宝，都压在了
西队身上。他说，他从罗纳尔多那个“阿福”上，看到了一种王者的霸气。
决赛那天，是星期天。舅舅提着半只烧
和一瓶二锅，赖在我们家，非要扛着那台小小的、信号不太好的彩电，看完这场“世纪之战”。
妈妈没有赶他走。她只是默默地，把那件已经织得差不多了的毛衣，收了起
来，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帘子后面的床上。
我和舅舅，就坐在客厅里，看着那场在遥远的、名叫横滨的城市里进行的比赛。舅舅喝得满脸通红，一会儿为罗纳尔多的错失良机而扼腕叹息，一会儿又为德国队门将卡恩的神勇扑救而
大骂。
而我，却一个镜也没看进去。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帘子后面那片寂静里的声音。
我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声，也听不到她翻身的声音。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一样，把自己从这个屋子里彻底地抹去了。
下半场，罗纳尔多，那个顶着滑稽阿福的男，连着踢进了两个球。
我们家那栋旧的红砖楼，瞬间就
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、男们的欢呼声和叫好声。舅舅也从凳子上，一跃而起，把手里剩下的半瓶二锅一饮而尽，然后，像个疯子一样在屋子里又蹦又跳。
而就在他那声嘶力竭的、充满了酒
味道的欢呼声里，帘子后面那个死寂的世界里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轻的、几乎被外面的喧嚣完全淹没的气音。
那声音，很短促，也很怪异。它不像叹息那么绵长，也不像咳嗽那么浑浊。它更像是一声从喉咙最
处被巨大的压力硬挤出来的、
涩的、短促的笑。
那或许，算是一种笑声。
但那笑声里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。它尖锐，冰冷，像一小块冰，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，“呲”的一声就消失了，只留下一缕微不可闻的、自嘲的青烟。它不像哭声那样，是温热的、湿润的、能让感到悲伤的。它像一根冰凉的、细细的针，瞬间刺了夜晚的寂静，也刺痛了我的耳膜。
我的心，在那一刻，不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了一下，而是像被这根冰凉的针给狠狠地扎了一下。
我宁愿听到她放声大哭。因为哭是我能听懂的语言。可那一声短暂而又冰冷的、不知是何意味的轻笑，却像一个我完全无法译的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、从脊背升起的、彻骨的寒意。
我忽然觉得，帘子后面那个一动不动的、黑暗中的妈妈，在听完舅舅那句“强者永远是强者”的醉话后，她不是悲伤，也不是绝望。
舅舅狂欢了很久，直到电视里开始播放颁奖典礼，他才像一滩烂泥一样，瘫倒在椅子上，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嘴里还嘟囔着“罗纳尔多……牛
……”之类的梦话。記住發郵件到ltxsbǎ@ＧＭＡＩＬ．￠ＯＭ
我关掉电视，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只有舅舅那沉重的、带着酒气的鼾声，和墙上石英钟“嘀嗒、嘀
嗒”的声响。那鼾声，像一台旧的、漏气的鼓风机，一下一下地吹着这个夏夜里沉闷的空气。
我悄悄地走到帘子边，掀开了一个小小的角。
妈妈没有睡。
她只是坐在床沿上，背对着帘子的方向。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床灯没有关，昏黄的光像一层薄薄的、温热的蜂蜜，涂在她那个微微弓起的、瘦削的背影上。
她的脚边，放着一只专用的搪瓷脸盆，里面盛着半盆清水。她刚从单位回来，脚上还穿着那双出门时穿的、浅灰色的、带着细密竖条纹的丝袜。或许是走了一天的路，天气又闷热，她正微微俯下身，一只手轻轻地、极其缓慢地，将右脚上的丝袜，从脚踝处一点一点地往下褪。
她的动作，很轻，也很慢，像是在剥开一层脆弱的、半透明的蝉蜕。那层薄薄的尼龙织物，随着她的动作，慢慢地卷曲、堆叠，露出了她那截因为长时间被包裹而显得异常白皙、细腻的脚踝。
褪到一半，她停了下来。她没有立刻把袜子完全脱掉，而是将那只还包裹着半截丝袜的脚伸进了清凉的水盆里。我听到一声极轻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、满足的叹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。
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让那只脚浸在水里。水很清，我能看见那层浅灰色的、被水浸湿后变得近乎透明的丝袜，是如何紧紧地、像第二层皮肤一样，贴合着她脚背的每一寸肌理。透过那层薄薄的织物，她那圆润的脚趾
廓若隐若现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从盆里抬起脚，水珠顺着那层光滑的尼龙表面无声地滑落。然后，她才继续刚才的动作，把那只湿漉漉的、带着凉意的袜子，从脚上完整地、轻柔地褪了下来。
她把那只换下来的、还带着她体温和水汽的袜子随手搭在了床的铁栏杆上。
然后，她又换了另一只脚，重复着刚才那一整套缓慢而又固执的仪式。
我看着那只被挂在床栏杆上的、湿漉漉的浅灰色丝袜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它不再像平时晾在卫生间里那样，带着一种净的、属于织物本身的僵硬。它软软地、服帖地垂在那里，袜那圈宽边的蕾丝还保持着一个被她小腿撑开过的、小小的弧度。它像一只刚刚蜕下的、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蛇皮，安静地散发着一混杂了皮革、汗水、灰尘和她独有的、淡淡的体香的、极其复杂的味道。
那味道，我隔着好几步远，仿佛都能闻到。它不像蜂花牌檀香皂那么清冽，也不像樟脑丸那么刺鼻。那是一种更私密的、只属于她的、让我感到莫名心安，
却又忍不住心跳加速的味道。
我看着她那个在昏黄灯光下，显得格外单薄、孤独的背影，看着那只安静地挂在床的、散发着复杂气息的丝袜。在屋外舅舅那震耳欲聋的鼾声里，我忽然觉得，我们这间小小的、隔着一道印花布帘子的屋子才是这个世界上，唯一真实、唯一重要的地方。
帘子外面的那个世界，那些关于足球的、震天的狂欢，那些属于男的、粗鲁的呐喊和胜利，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、与我无关的、一场喧嚣而又虚假的梦。
我就那么站着，看着，直到眼睛都有些发酸。
我没有去想她为什么不高兴，也没有去想那些我看不懂的、属于大的烦恼。
我只是觉得，能这么看着她，真好。
舅舅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。他醒来后，痛欲裂，抱着脑袋喝了好几杯凉白开。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的狂欢和失态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，说二锅的后劲太大。
妈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早早地起了床，给我冲了麦
，然后就又坐在了窗前。不过，她没有再织毛衣，而是拿出了一本厚厚的、印着我们县地图的册子，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。
舅舅赖着没走，他在等妈妈开，借给他回乡下的路费。
我们家那台雪花牌的单门冰箱，是妈妈结婚时的嫁妆，比我的年纪都大。它平里总是任劳任怨地工作，只是在夜静的时候会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，发出一阵阵“咯咯咯”的、吃力的喘息声。
就在舅舅喝下第三杯凉白开，正准备开要钱的时候，那阵熟悉的“咯咯”声，突然变成了一声尖锐的、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的“嘎——”，然后，就彻底地没了声息。
屋子里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只有墙上那只石英钟，还在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声响。
“怎么了？”舅舅放下茶杯，茫然地问。
妈妈没有说话。她站起身，走到冰箱前，拉开那扇已经有些关不严的、沉重的冰箱门。里面，那盏总是亮着昏黄光的小灯泡黑了。一不算新鲜的、混杂着剩菜和冰霜味道的冷气，懒洋洋地飘了出来。
“坏了。”妈妈说，语气平静得，像是在说别的事。
舅舅立刻来了神，他觉得这是他一展身手、赖着不走的好机会。“坏了？我来看看！”他说着，就自告奋勇地，把冰箱后面的
拔了，又上，反复了好几次，那台老旧的冰箱依旧像一具沉默的、白色的尸体毫无反应
。
“肯定是后面的压缩机出了毛病，”他拍着冰箱嗡嗡作响的外壳，用一种很专业的吻下着定论，“问题不大，我拿螺丝刀拆开看看，保准给你修好。”
他从我们家那个放杂物的抽屉里，翻出了一把生了锈的螺丝刀，在冰箱后面叮叮当当地鼓捣了半天，弄得满地都是黑色的灰尘和油污。最后，他满大汗地站起来，摇了摇，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，彻底报废了，没得修了。
那个下午，我们家，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冰箱，一点一点地，失去了它最后的温度。冷冻室里那几根我一直舍不得吃的、红豆味的冰棍，最先遭了殃。它们慢慢地，融化成一摊红色的、甜腻的糖水，顺着冰箱门的缝隙，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。
妈妈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抱怨。她只是找来一块抹布，跪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摊从冰箱里流出来的、黏糊糊的
体。她的动作，很慢，很机械，像是在擦拭地板，又像是在擦拭某种我们都看不见的、正在从我们生活中，一点点流逝掉的体面。
舅舅看着她那个沉默的背影，大概也觉得脸上挂不住，灰溜溜地不再提修冰箱的事了。
到了傍晚，冰箱里那些剩菜，开始散发出一微微的、变质的酸味。
妈妈站起身，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，都拿了出来。她把那些已经开始发黏的剩菜倒进了垃圾桶。然后，她拿着那块抹布，仔仔细细地把冰箱的里里外外都擦拭了一遍，直到那白色的铁皮外壳，又能映出影。
做完这一切，她才走到舅舅面前，从袋里，数出二十块钱，递给他。
“路费。你回乡下去吧。”
舅舅拿着钱，脸上有些发烫，他小声地嘟囔着：“姐，这冰箱……要不，我回去找问问，看能不能从废品站，淘换个旧的……”
“不用了。”妈妈打断了他。
舅舅走后，我们家，陷
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，都更加令窒息的寂静。那台不再制冷的、空空如也的冰箱，像一白色的、敞着的棺材，立在厨房的角落里，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个家的窘迫和衰败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看着那张市区的地图。
她想逃离的，不仅仅是这个县城，不仅仅是那个会对学生扔
笔的王老师和那个充满了烟味与厮杀声的网吧。她想逃离的，是这一切。是这种眼睁睁看着冰棍融化成糖水、新鲜的饭菜变成馊水的无力感，是这种生活像一台老旧冰箱一样，在你面前，一
点一点地、不可挽回地坏掉的、缓慢的绝望。
更重要的是，她不只想让自己逃离。她也想让我逃离这里。她不想让我将来也守着一台会坏掉的冰箱，看着冰棍在我眼前融化却无能为力。她想让我去一个所有东西都是崭新的、不会轻易坏掉的、闪闪发光的世界。
夜，我被客厅里一阵细微的、拨动电话转盘的“咯噔”声惊醒。
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。
我看到妈妈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，像个梦游的一样，站在那台红色的电话机旁。她的手里握着听筒。
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。仿佛那的就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。
“喂。”是那个我既熟悉、又恐惧的，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。
妈妈没有说话。她只是紧紧地握着电话，身体在微微地发抖。
我看到窗外那一点点微弱的月光，照在她苍白的、毫无血色的脸上。那表
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、自愿的囚徒。
“……吕局长，”终于，她开了，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，却又重得像一块石，“我是程蕾。我想……我想当面，跟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。您看您……什么时候方便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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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
我是在一浓烈的、混杂着硫磺味和没烧透的煤球的呛气味中被冻醒的。
我们家那台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，不知何时，已经灭了。炉那块小小的、用来观察火色的云母片上，蒙着一层厚厚的、黑色的烟灰。屋子里冷得像一个冰窖。我把缩进那床带着一淡淡霉味的、冰冷的被窝里，能听到窗外，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的枝桠，被冬早晨的冷寒风吹得“呜呜”作响，像谁在小声地哭。
那已经是妈妈打完那通电话后的第三天了。
她没有再跟我提过那件事，也没有再提过市一中。她的生活，突然就变得异常的规律，也异常的安静。她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按时做饭，按时检查我的寒假作业。她只是话变得更少了，眼神也总是飘忽忽的。
那个电话，像一颗被扔进了井里的石子，没有激起任何的回响，甚至连一声“噗通”的水声都没有传回来。
而我们这个小县城，却在那年冬天，以一种缓慢而又固执的方式，准备着迎接一个名叫春节的、盛大的节。
街上的梧桐树，都被用白色的石灰水，刷上了一圈整齐的、像穿了白色短袜一样的白边。百货大楼的玻璃橱
窗里，挂上了巨大的、红色的春字剪纸和一串串金色的塑料元宝。音像店门那只总是接触不良的大喇叭，也不再放那些黏糊糊的流行歌曲了，而是换成了财神爷“恭喜发财”的、充满了电子合成器味道的、单调的循环。
我最喜欢去的，是县电影院门那条小路。路两边的墙上，贴满了最新贺岁片的、巨大的电影海报。《英雄》、《无间道》、《我
你》……那些穿着古装、或者举着手枪的、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，都用一种很沉的、似乎藏着很多心事的眼神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。
我常常会在那些海报前，站很久。我看不懂那些关于背叛和救赎的剧介绍，我只是觉得，海报上那些的世界，离我真远啊。他们的世界里，有漫天的箭雨，有天台上的对峙，有为了一个
而反目成仇的兄弟。而我的世界里，只有写不完的寒假作业，和妈妈脸上那片化不开的、像冬天雾气一样浓的、沉默的
云。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到舅舅程伟，正坐在我们家那张方桌旁，用一把小小的、锋利的裁纸刀，聚会神地削着一根竹子。地上，已经堆了一小堆青白色的、带着一清香的竹篾。
“晨晨，回来了？”他看到我，抬起，脸上露出了那种我熟悉的、属于发明家的、神秘的笑容，“快来看，舅舅给你做个好东西。”
我凑过去看。他把一根削好的、细长的竹篾，用火柴点燃的蜡烛，小心翼翼地烤着，把它烤软，然后慢慢地弯成一个圆润的、像月亮一样的弧度。
“这是嘛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“做风筝！”舅舅得意洋洋地说，“过两天，就立春了。老话说，‘立春要放晦气’。咱们做一个全县城最大的风筝，把咱们家这一个冬天的倒霉事儿，都让它给带走，带得远远的！”
那个下午，舅舅就在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客厅里，用他那双因为常年打牌而指节有些粗大的手，极其灵巧地做着那只巨大的风筝。他用竹篾，扎出一个匀称的、像蝙蝠一样的骨架。又用妈妈做衣服剩下的、白色的棉布，仔细地蒙在骨架上。最后，他拿出我那盒还没怎么用过的水彩笔，在那片雪白的布面上，画上了一个龇牙咧嘴的、看起来很威风的、彩色的孙悟空的脸。
风筝做好的那天，天气很好。前几天的霾一扫而空，天上挂着一个亮晃晃的、像咸蛋黄一样的、冬里难得一见的太阳。
舅舅扛着那只比我还高的、巨大的孙悟空风筝，带着我，去了我们县城南边那片收割完稻子后、光秃秃的田野上。
田野里的风，很大，也很硬，吹在脸上像被小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。
舅舅把那卷长长的、用旧报纸捻成的线，
到我手里。他自己则举着那个巨大的风筝，迎着风费力地往前跑。
“跑！晨晨！快跑！”他一边跑，一边扭过，对我大声地喊着。
我抓着那根粗糙的、冰冷的线，也跟着他，在那片坑坑洼洼的、结着一层薄冰的田埂上，一脚、浅一脚地跑了起来。
风筝，在舅舅的手里，被风吹得“呼啦啦”作响，像一面巨大的、想要挣脱束缚的旗帜。
“放线！快放线！”舅舅大喊着。
我赶紧松开手，那卷旧报纸捻成的线，像一条有了生命的蛇，飞快地从我手里挣脱了出去。
那只画着彩色孙悟空的脸的、巨大的风筝，晃晃悠悠地离开了舅舅的手，朝着那片灰白色的、空旷的天空飞了上去。
它飞得很吃力，一会儿往左偏，一会儿又猛地往下坠。好几次，我都以为它要掉下来了，可每一次，它都能在即将撞到地面的时候被一阵突然刮过来的、更强烈的风给重新托起来。
最后，它终于飞稳了。
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、彩色的墨点，挂在那片广袤的、没有一丝云彩的、寂寥的天空里。
舅舅叉着腰，站在田埂上，气喘吁吁地，仰着，看着那个小小的墨点。他的脸上，满是汗水，和一种心满意足的、孩子气的笑容。
“看见没，晨晨，”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，语气里，充满了骄傲，“飞起来了！咱们的晦气，都让它给带走了！”
我看着那个在天上，越飞越远，越飞越高的风筝。
我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，舅舅跟我说过的、那个关于“风筝和线”的比喻。
我低下，看了看自己手里，那根已经被放到了尽的、绷得紧紧的、连接着那个遥远墨点的线。
我忽然觉得，我们每一个，都像一只风筝。
我们总想着往天上飞，飞得越高越好。
可我们却忘了，不管我们飞得多高，多远，那根决定我们命运的线始终都攥在别的手里。
而那个放线的，他什么时候会累，什么时候会不耐烦，什么时候，会松开手，或者，把线收回来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。
那只画着孙悟空脸的巨大风筝，最终还是断了线。
就在它飞到最高处，变成一个几乎快要看不见的、小小的黑点时，一阵不知从哪儿
刮来的、强劲的横风，猛地扯了一下。我只觉得手心一空，那根绷得像琴弦一样的线，就那么“啪”的一声，从最细弱的地方断掉了。
我和舅舅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属于我们的“孙悟空”，像一片失去了方向的、无助的树叶，摇摇晃晃地朝着西边那片灰蒙蒙的、看不见尽的群山飘了过去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
“妈的，”舅舅看着空空如也的天空，往地上，重重地吐了一唾沫，“晦气！真是晦气！”
我没有说话。我只是觉得，那只断了线的风筝，像极了打完那通电话后我们家的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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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5)
我们家那熟悉的、带着淡淡檀香皂味的空气里，开始悄悄地，混进了一丝新的、陌生的气息。那是一种很淡的、类似于医院里消毒水和某种青
药膏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妈妈新买的一种漱水的气味。她每天早上和晚上，都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，很久。我能听到里面，传来一阵阵压抑的、反复的、含着水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她还买了一面新的镜子。那是一面小小的、可以折叠起来的、带塑料花边的化妆镜。她会把那面镜子，立在饭桌上，然后，对着镜子里的，仔仔细细地，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小小的镊子，一根一根地拔着自己眉毛上那些细小的、几乎看不见的杂毛。
她的眉，总是微微地蹙着，那表，不像是在变美，更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枯燥、却又不得不完成的工作。
那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天气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。妈妈说她要去单位，把一些积压了很久的旧报表给整理归档。她说，与其在家里看着窗外的天发呆，还不如去单位点活，心里踏实。
她似乎有些不放心我一个在家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算了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就在办公室里写作业，也省得我总惦记着你有没有
跑。”
税务局的大楼，在周末的傍晚，显得异常的安静和空旷。长长的走廊里，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在回响。妈妈的高跟鞋踩在水磨石的地面上，发出“嗒、嗒、嗒”的、清脆又孤独的声音。
妈妈的办公室，是一间很大的屋子，里面摆着七八张一模一样的、掉了漆的铁皮办公桌。空气里，有一很好闻的、混杂了旧纸张、墨水和淡淡灰尘的味道。妈妈把我安排在她自己的座位上，给我布置了一张数学卷子，然后，她自己，就抱着一摞厚厚的、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旧报表，去了隔壁
的档案室。
我没什么心思写卷子。我坐在妈妈那张吱呀作响的转椅上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属于她的、陌生的世界。
她的办公桌，和家里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。玻璃板下面，压着一张我们家属院所有住户的电话号码表，和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、我们税务局的集体合照。照片上，妈妈还留着长发，穿着那身蓝色的税务制服，站在一群同样穿着制服的中间。她没有笑，只是微微地昂着，眼神里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、属于她的清高和倔强。
桌子的角落里，放着一个玻璃杯，里面泡着几根胖大海。我拿起杯子，闻了闻，一淡淡的、带着一丝苦涩的甜味钻进我的鼻子里。我想，她平里，大概就是喝着这种东西，看那些密密麻麻的、像天书一样的报表的。
我正端着杯子出神，一个我最喜欢玩的、那种用两块磁铁吸在一起的、用来擦玻璃的红色塑料擦，从高高的窗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掉了下来。它没有掉在地上，而是不偏不倚地正好掉进了办公桌底下，那个狭小的、黑暗的缝隙里。
我赶紧放下杯子，趴在地上，想伸手把它够出来。可那缝隙太，我的胳膊又太短。我只好整个，像一只小猫一样，手脚并用地钻进了那张巨大的、散发着一陈旧铁皮味的办公桌底下。
桌子底下，是一个很奇妙的世界。这里很黑，很安静，只有从外面透进来的一点点微弱的光。我能看到一排排缠绕在一起的、黑色的电线和电话线，像一片沉默的、错的丛林。我还能闻到一混杂了铁锈、灰尘和妈妈脚上那双平底鞋的、淡淡的、很特别的味道。
我找到了那个红色的塑料擦，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。我没有立刻钻出来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个黑暗、狭窄、充满了奇怪味道的小空间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、从未有过的安全感。我甚至可以透过桌子前面那块小小的、用来挡脚的木板的缝隙，看到外面那条空无一的、长长的走廊。
就在我准备在这个属于我的秘密基地里，再多待一会儿的时候，我听到了走廊里，传来了一阵熟悉的、不紧不慢的脚步声。
是吕叔叔。
他走了进来。他的身后，还跟着一个。是妈妈。她抱着那摞厚厚的报表，跟在他的身后。
“……就放在这里吧。”是吕叔叔温和的声音。
我看到妈妈，把那摞报表，放在了离我很近的、另一张办公桌上。然后，她直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。
“吕局长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带
孩子回去了。”是妈妈的声音，听起来，有些客气，也有些疏远。
“不急。”吕叔叔笑了笑。
我从桌子底下的缝隙里，看到了一双黑色的、擦得锃亮的皮鞋，和一双我熟悉的、穿着黑色丝袜和半高跟平底鞋的、属于妈妈的脚。
那两双鞋，一前一后地，站着。
“上次去市里培训，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。”吕叔叔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在闲聊，带着一点点若有若无的抱怨，“我听党办的同志说，你这次的学习笔记，做得最认真，还被省里的老师，当成范本表扬了。怎么，有这么大的进步，也不愿意跟我这个局长，分享一下喜悦？”
妈妈没有说话。我只看到，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脚，微微地，往后退了半步，鞋跟在水磨石地面上，发出了一声极其轻微的、涩的摩擦声。
“听说，你最近在家里，总是一个发呆。”吕叔叔的脚步，往前挪了一小步，那双锃亮的黑皮鞋，离妈妈那双半高跟鞋，更近了。“程蕾啊，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。你是个聪明的同志，也是个要强的同志。但有时候，太聪明，太要强，会把自己进一个死胡同里。呢，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你说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我看到妈妈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脚，又往后，挪动了一小寸。她的脚踝，绷得紧紧的。
“吕局长，”是妈妈的声音，很低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划清一条界线，“我的台阶，我自己会找。不劳您费心。我……我跟晨晨他爸，已经离了。我只想……只想安安分分地，找个能对我和晨晨负责的，搭伙过子。其他的，我不想，也……也要不起。”
办公室里，陷了一阵令窒息的、漫长的沉默。
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我只觉得，办公室里的空气，好像变得很稀薄，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家那只老旧的、用了快十年的双喜压力锅。
那只压力锅的密封胶圈，已经老化了，每次用它炖东西，锅盖的边缘总会“呲呲”地往外漏气。妈妈说，这很危险。可那只锅炖出来的猪蹄，又是那么的软烂味。所以每次炖
时，妈妈都会用一块湿毛巾，紧紧地压在锅盖的边缘，然后搬个小板凳，坐在炉子前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锅盖上那个不断跳动的、黄色的限压阀。
她说，只要看着它，只要它还在平稳地、有节奏地“噗嗤、噗嗤”地响，那就说明，里面的压力，还在一个安全的、可控的范围之内。
可此刻，我看着桌子底下，妈妈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、一动不动的脚，我忽然觉得，她自己，就变成了那只正在炉火上炖着的、老旧的压力锅。而吕叔叔那些不紧不慢的、温和的话语，就是那炉子底下，一点一点被添进去的、看不见的柴火。
桌子上面，传来了一阵很轻的、布料摩擦的声音。然后是吕叔叔一声带着笑意的、不容置疑的轻叹。
他俯下了身。
我看不见他的上半身，也看不见他的脸。我只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、衣服摩擦的声音，越来越近。然后，我听到了一声极度压抑的、从妈妈喉咙处挤出来的、细若蚊蝇的“不……”字。
那声音，就像我们家那只压力锅，在即将炸前，从那个小小的限压阀里，发出的、最后一声尖锐的、绝望的嘶鸣。
紧接着，我听到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奇怪的声音。
那是一种湿润的、黏腻的、带着一点点吸吮意味的声响。一开始，那声音很急促，很混，夹杂着妈妈那种想要躲闪、却又不敢大声反抗的、压抑的鼻音。我能想象得到，那是两片嘴唇在碰撞、在撕扯、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、关于征服与抵抗的战争。
我看到，妈妈那只穿着黑色丝袜的脚，在那一瞬间，猛地绷紧了！像一只受惊的、弓起了背的黑猫。那只半高跟的、黑色的平底鞋，也死死地，踩在地板上，鞋跟的边缘，因为用力，而微微地，陷进了水磨石地面那细小的缝隙里。我甚至能听到，鞋跟的塑料底，和粗糙的水泥地面之间，发出了一种极其轻微的、像牙齿打颤一样的‘咯咯’声。它在挣扎。它在用尽全身的力气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、却又无比惨烈的战争。
可那只锅的火，终究还是太大了。
桌子上面，那场战争的声音，慢慢地，变了。
那急促的、涩的碰撞声，渐渐地，被一种更缓慢、更沉、也更湿润的、类似于水换的“咂咂”声所取代。妈妈那压抑的鼻音，也从抗拒，变成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带着一丝丝颤抖的、仿佛认命般的、长长的叹息。
我看到，那只原本绷得像石一样的脚，开始剧烈地、小幅度地颤抖了起来。那颤抖，从脚尖，一直传到脚踝，带动着那层薄薄的、黑色的尼龙丝袜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反
出一种水波般、碎的、凌的光。
然后，那剧烈的颤抖，慢慢地，慢慢地平息了下去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可怕的、彻底的、放弃了所有抵抗的瘫软。
我看到
，那只原本还在徒劳挣扎的脚，像一捧被瞬间抽走了所有骨的沙，无力地垮了下去。
那只半高跟的、黑色的平底鞋，从她那只已经完全失去了力气的脚上，无声地滑落了下来，掉在了光洁的、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、像是我心跳停止时一样的、最后的轻响。
只有那只穿着黑色丝袜的脚，还留在原地。脚尖，无力地蜷曲着，像一株被
风雨彻底折断了所有枝的、黑色的、绝望的植物，在做着最后一点，徒劳的、痉挛般的挣扎。
桌子上面，那湿润的、黏腻的声响，还在继续。
甚至，我还隐隐约约地，听到了一声从妈妈喉咙处，发出来的、带着浓重鼻音的、我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满足的、长长的“嗯……”声。
夏天的时候，我在家属院那棵老香樟树的树上，发现的一只蝉蜕。那是一只空的、半透明的、黄褐色的壳，还完整地保持着蝉的样子，只是身体的背部裂开了一道长长的、狰狞的子。它的两只前爪，还死死地抱着粗糙的树皮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树上摘下来。它很轻，轻得像一片枯的叶子。阳光，可以轻易地穿透它那层薄薄的、脆弱的、像牛皮纸一样的身体。
我当时就觉得，那只从这个壳里钻出去的、获得了新生的蝉，它在钻出来的那一刻，一定很疼，也一定，很软弱。
我只觉得，桌子上面那个看不见的妈妈，好像也变成了一只蝉。她那件叫作“清高”和“体面”的、坚硬的外壳，就在刚才，被什么东西，给撑了，脱落了下来。
桌子上面，那湿润的、黏腻的声响，终于停了。
我听到一声长长的、像是如释重负，又像是筋疲力尽的叹息。是吕叔叔的声音。
然后，是妈妈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脚，重新穿上那只掉落在地上的、半高跟皮鞋时，发出的、轻微的“沙沙”声。
“……晨晨还在外面。”是妈妈的声音，很轻，很沙哑，像一张被揉搓了很久的、粗糙的砂纸。
“我知道。”吕叔叔的声音，又恢复了那种温和的、带着笑意的腔调，“小孩子嘛，睡得沉。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市一中的事，你放心。下周，我让陈局长亲自去办。保证，给你办得妥妥帖帖。”
“……谢谢吕局长。”妈妈的声音，更低了。
我听到那双锃亮的、黑色的皮鞋，朝着门的方向走了过去。
门开了，又关上了。
办公
室里，又只剩下了妈妈一个。
我听到她，在那张巨大的、红木的办公桌前，站了很久，很久。
然后，我听到她拉开椅子的声音。她坐了下来。
她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，拉链发出了“嘶啦”一声轻响。我听到她从里面，拿出了那面她新买的、小小的、带塑料花边的化妆镜，把它立在了桌面上。
办公室里，一片死寂。
我把自己，更地，缩进了桌子底下那片黑暗的、充满了铁锈味的角落里。我不敢动，也不敢出声。我只是透过桌子底下那道窄窄的缝隙，看着她。
我看到，她就那么静静地，对着那面小小的镜子，一动不动。过了很久，她才缓缓地，抬起一只手。她的手指，在微微地颤抖。
她用那根颤抖的、冰冷的食指，极其轻柔地，极其缓慢地，触碰了一下自己的嘴唇。
那动作，不像是在抚摸。
那更像是在确认。
确认一件不属于自己的、陌生的、滚烫的东西。
【未完待续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