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妈妈是税务员】（1）
作者：托尔斯泰森
2025/8/4发表于：pv
字数：074
(1)
在我九岁的夏天，时间仿佛是被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泡软了，变得缓慢而又漫长。『&;发布页邮箱： )ltxsbǎ@gmail.ｃＯm?╒地★址╗最新发布www.ltxsdｚ.xyｚ我们税务局家属院那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，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陈旧的底色，楼前那两棵巨大的香樟树，叶子油亮得发黑，终
散发著一
浓郁又清凉的苦香。
我的世界，是从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开始的。窗外就是香樟树，雨点打在宽大的叶子上，声音沉闷又连绵，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。我喜欢用手指，在蒙着一层水汽的玻璃上画画，画出一个小
，再看着水珠顺着他画出的身体汇集、滑落，像流下一滴滴眼泪。
我们的家很小，三十平米不到，用一道半旧的印花布帘子隔开。帘子外面是妈妈和我吃饭、写字的地方，一张掉漆的方桌，一个吱呀作响的钻石牌吊扇。吊扇转得很慢，像个疲惫的老，搅动的风也是湿热的。帘子里面是我们的床，我和妈妈一一
。她发上蜂花洗发水的清淡香味，混合著樟脑丸和黄梅天的霉味，是我童年里最能让我感到安稳的气息。
爸爸是什么味道，我已经彻底忘记了。妈妈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跑运输，一年到也回不来。但我隐约知道，这只是她编造的，说给我听，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。因为有一次，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，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、纸张已经泛黄的《离婚协议书》。我认识那上面的字。我没有问妈妈，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，放回了原处。从那天起，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更沉默的孩子。
妈妈叫程蕾，是县税务局的一名
部。每天早上，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，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。她皮肤很白，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、细腻的白，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。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
，再卧一个荷包蛋，看着我吃完，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消失在巷子
的雨雾里。
她的自行车后座，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。但上了小学后，她就不怎么带我了。她说，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。于是，我每天就撑着一把小黄伞，踩着地上的水洼，独自去上学。税务局家属院离我的学校不远，要穿过一条长长的、铺着青石板的老街。街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：散发著药材味的药铺，挂着腊鸭
和香肠的南货店，还有一家理发店，门总坐着几个穿着跨栏背心、摇着蒲扇的老。 生活就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，播放着固定的节目。早上是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，中午是评书《杨家将》，晚上则是《城乡点歌台》。子平淡，琐碎，但有一种让心安的规律感。妈妈就是这个规律的维护者。她的生活，就像一本被她反复审计过的账册，每一笔开销，每一个步骤，都被确地计算和安排过，严丝合缝，井井有条。
比如，我们家的晚饭，总是雷打不动的三菜一汤。一荤，一素，一个炒时蔬，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。荤菜通常是她从菜市场买来的、最便宜的带点肥的猪
，切成薄片，用酱油和淀
腌过，再和青椒一起
炒。她说，男孩子要长身体，不能缺了油水。她的厨艺算不上好，做的菜总是清清淡淡，但她切的菜，却像她的字一样，工整得近乎偏执。土豆丝细得像丝，豆腐切得像火柴棍，青椒的棱角都被她细细地剔掉。
她对“整洁”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。地面永远拖得一尘不染，能映出影。衣服永远叠得有棱有角，塞在散发著樟脑丸气味的木箱里。就连我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哪吒闹海连环画，只要被她看见，她也一定会停下手里的事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一点一点地将书页抚平，再用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好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桌角。
而这份近乎偏执的秩序感，在她每天下班后，换下那身蓝色税务制服时，会以一种更私密、也更让我着迷的方式，展现出来。
我们家的卫生间很小，就在厨房旁边，没有门，只挂着一道半旧的塑料帘子，上面印着褪色的小鸭子图案。每天傍晚，妈妈从医院回来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走进那道帘子后面，里面会传来哗哗的水声。南方的夏天，天气闷热，她从单位回来，脚上总是穿着一双薄薄的、色的丝袜。那种袜子，家属院里很多阿姨都穿，但没有谁穿得像她那么好看。
她脱下来的袜子，从不会像爸爸以前那样，随手扔在床边或椅子上。她会先用清水，仔细地将它们洗净。我常常假装在客厅里玩弹珠，眼睛却不受控制地，被帘子下方露出的那一小片光景所吸引。
我能看到她赤着脚，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。她的脚很秀气，脚踝纤细，脚趾圆润。她会把换下来的丝袜，放在一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，倒上一点点洗衣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那动作，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，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白色的泡沫，会顺着她洁
白的手腕，缓缓地往上爬。
洗完后，她会把袜子拧，但又不会拧得太，生怕
坏了那脆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纤维。然后，她会用两个小小的、带着色塑料夹子的衣架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别夹好，挂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、细细的铁丝上。
那两只被水洗过、半透明的袜子，就在那里，安静地、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水。水滴落在下面的脸盆里，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极有规律的声响。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灯泡，光线会穿透那层薄如蝉翼的尼龙材质，让它看起来像两条被挂起来的、散发著朦胧光晕的、有生命的蝉蜕。
一混杂着蜂花牌檀香皂和她脚上独有的、淡淡的汗味的、温暖而又陌生的气息，会从帘子后面，悄悄地弥漫开来，萦绕在整个屋子里。
我总会忍不住，想凑近了去闻。
有时候，趁她不注意，我会偷偷地溜进卫生间，站在那两只正在滴水的袜子下面。我会仰起，闭上眼睛，
地吸一气。那味道，会钻进我的鼻子里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、心跳加速的眩晕。那不是单纯的香味，那里面，有妈妈的温度，有她的疲惫，有她走过的路，有她身上那种永远净、永远一丝不苟的、属于她自己的味道。
这种秩序感，是她在那个混
的、黏稠的夏天里，为我们俩建立的唯一避难所。
(2)
那年夏天，最热门的话题，是“税改”。这个词，像梅雨季的湿气，无孔不
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。大们在饭桌上、在楼道里，压低声音讨论著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：“国税”、“地税”、“农业税附加”。我只感觉到，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。以前，晚饭后，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，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。但那之后，聚在一起聊天的少了，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，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。
妈妈的变化最大。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，里面装着厚厚的、印着表格的纸。晚上，她不再打算盘，而是用一把木尺，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，手腕悬着，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，像在跳舞。但她的眉却总是锁着，吊扇昏黄的光，在她白皙的额上投下一小片
影。 她开始抽烟了，悄悄地。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，会看到她一个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，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，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烟是红梅牌的，味道很呛，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，而是一种苦涩的、带着心事
的味道。
我以为，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，缓缓地流淌下去，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，像一块石，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。
外公，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，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，摔倒了。 那一天，妈妈的世界，静音了。
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，她听完后，没有哭，也没有慌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，停在了半空中。那把刀很锋利，被她磨得锃亮，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
。过了足足有半分钟，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，完整地削完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。然后，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，对我说：“何晨，看好家，妈妈去一趟医院。”
她的声音，平稳得像在说“我去买一捆青菜”。
从那天起，妈妈的世界里，只剩下医院。她每天天不亮就去，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。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的同
目光，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。
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，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。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，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：两万。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、印着“储蓄光荣”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，那是她所有的积蓄，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。她把存折递给我，让我看。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，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。
“晨晨，你在看，”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，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，“这个数，比那个数，少了一个零还不止。”
第二天，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，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盒里所有的零钱，凑了一千四百块，
到了医院的收费处。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，和一句冷冰冰的“尽快补齐后续费用”。
自那以后，我们家的饭桌上，再也见不到荤腥了。每天都是青菜豆腐，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。妈妈开始在夜里，反复地拖地。一遍，又一遍。木柄的拖把，在水泥地上摩擦，发出“沙沙”的、催眠般的声音。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、混的脚印，一并抹去。
钱的缺太大，妈妈开始回乡下。lтｘＳb a.Mｅ她没有让我跟着去，每次都是一个，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，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。
第一个去的地方，是大舅公家。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，家里开了个小卖部，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。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，带回来一个
沉甸甸的布袋子，里面装着两百块钱，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，皱皱
的，带着一烟
和酱油混合的味道。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，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。最新地址Www.ltx?sba.m^e
她什么也没说，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聊天时，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：“蕾蕾啊，不是舅公不帮你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，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，我刚给他填了窟窿……这点钱，你先拿去应应急。”
舅舅程伟，是在那之后不久，不请自来的。他提着一网兜橘子，一脸谄媚的笑。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，在乡下上班，平时游手好闲。他一进门，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，回来后，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，说他也要尽孝心，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。
结果，他从袋里掏了半天，掏出来一个手帕，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，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。
他把钱塞给妈妈，说：“姐，我就这么多了，你别嫌少。”
妈妈面无表地收下了。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，美其名曰“方便照顾”，实际上是躲在城里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
债和风流债。他的到来，彻底打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。他白天不敢出门，就在屋子里抽烟，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。他吃饭狼吞咽，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。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，还说梦话。我们家那净的、清爽的味道，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、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，彻底覆盖了。
妈妈没有赶他走。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，更沉默地、更用力地去拖地。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著酸臭味的汗衫。她把衣服泡在盆里，倒进很多洗衣，用刷子一遍遍地刷，那架势，不像在洗衣，更像在涤
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。
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。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，工整的字迹，详尽的陈述，到了局办公室。一个星期后，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。工会主席把钱给她时，拍着她的肩膀，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。妈妈低着，一遍遍地说着“谢谢组织关怀”。
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。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，她会吸一气，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之的同事的家门。我见过她在财政的李叔叔家门，站了很久，才把那句“能不能周转一下”说出。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，眼圈是红的，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“大团结”。
不是所有都愿意帮忙。有的会很热地把她请进屋
，听完后，就开始叹气，说自己家里也困难，孩子上学要钱，老看病要花钱，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。还有的，从猫眼里看到是她，就脆不开门。
那个夏天，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。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，说明借到了钱；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，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。
但无论结果如何，她回到家，第一件事，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，用那支英雄牌钢笔，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债。谁的名字，多少钱，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个本子，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，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。
当所有的路都走到，筹到的钱，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，依然遥远时。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，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。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净的衣服，然后，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。
“我们出去一趟。”她说。
我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她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去找你爸爸。”
何斌。这个名字，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，被她重新捞了上来。我们坐了很久的公车，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、嘈杂的城中村。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。
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、低矮的平房前停下。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。那是一栋私搭建的小楼，楼道里堆满了杂物。
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
，穿着睡衣，正在嗑瓜子。她看到我们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净的米色连衣裙，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。
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，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，也老了一些，发油腻腻的。看到我们，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，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。
“你们……怎么来了？”
妈妈没有看那个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。她说：“爸病了，脑溢血，在医院。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。”
她没有提任何要求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屋子里陷了一阵令窒息的沉默。那个冷笑了一声，把瓜子壳重重地吐在地上。何斌挠了挠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敢看妈妈的眼睛。
“蕾……程蕾啊，”他搓着手，语气里满是为难，“不是我不帮……你看我这，跑车也挣不到几个钱，前
阵子刚添了个小的，到处都要用钱……”他指了指里屋，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
“一万块，我上哪儿给你弄去？”他叹了气，“我现在……自己也是一身的债。”
妈妈的嘴唇，微微地颤抖了一下。她看着他，这个她曾经的丈夫，我名义上的父亲。那个男，在两个的注视下，最终选择了退缩。他把埋下去，不敢再说话。
妈妈沉默了。她站在那间昏暗、油腻、充满了背叛气息的屋子里，身体站得笔直，像一株濒死的白杨。
过了很久，她牵起我的手，转身就走。自始至终，她没有再说一句话，也没有流一滴泪。
回去的路上，雨又下了起来。我们俩都没有带伞。冰冷的雨水，打湿了她的米色连衣裙，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，显得格外狼狈。
回到家，她把我安顿好，让我自己写作业。然后，她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。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，很久很久都没有停。
那晚，她没有做饭。这是我记事以来，她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饭。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，坐在灯下看那些厚厚的税改文件。她只是换上了一身净的睡衣，躺在了床上，用被子蒙住了。
我饿着肚子，不敢去打扰她。我只知道，她所有的路，似乎都走到了。 第二天早上，她像往常一样，天不亮就起了床。她的脸色很差，嘴唇裂，但眼神，却恢复了一种令心悸的、死水般的平静。
她没有给我冲麦，也没有卧荷包蛋。她从那个装有《离婚协议书》的木箱最处，翻出了一件她几乎从未穿过的、崭新的丝质衬衫，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。她把自己关在帘子后面，很久很久。
当我再次看到她时，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。那身衣服，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、也陌生了许多。她甚至还给自己化了淡妆，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红，将嘴唇涂上了一层浅浅的、不那么张扬的红色。
她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子，帮我理了理衣领。她的手指，冰冷得像冬天的铁。
她看着我，露出了一个微笑。那是我见过的，最悲伤，也最陌生的微笑。 她说：“何晨，妈妈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你在家，要听舅舅的话。”
然后，她站起身，没有再看我一眼，拿上她的布兜，走出了家门。那天，她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，而是罕见地，在路边，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。
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那辆车消失
的方向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、巨大的恐慌。
我知道，妈妈此去要办的重要的事，和钱有关。
等她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
舅舅立刻迎了上去，脸上堆着讨好的、急切的笑，声音压得像蚊子叫：“姐，怎么样？事……办成了？”
妈妈没有看他，甚至没有换鞋，就那么径直地走进来，把手里的布兜，重重地扔在了饭桌上。布兜的袋没有系紧，里面的东西，因为惯
，滚了出来。 那是一捆钱。
崭新的，用银行的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的，红色的大团结。那一捆钱，静静地躺在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、油腻的方桌上，在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下，散发著一种近乎妖异的、刺目的光芒。
我和舅舅都看呆了。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，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起的样子。那红色的光，似乎带着一种魔力，能把的魂魄都吸进去。最新地址 _Ltxsｄz.€ǒm_
舅舅的眼睛里，瞬间迸发出了贪婪又狂喜的光。他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想要去摸那捆钱，但手伸到一半，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，猛地缩了回来。他抬看着妈妈，脸上的表，敬畏多于喜悦。
“姐……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妈妈依然没有说话。她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，拧开水龙，把手伸到冰冷的水流下，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。她洗得很用力，很慢，仿佛手上沾了什么看不见的、极其肮脏的东西。她用那块已经洗得发硬的“蜂花”牌檀香皂，反复地搓揉着她的每一根手指，每一个指甲缝，直到手背的皮肤，被搓得通红。
那晚，家里没有再提起那笔钱的来历。它像一尊沉默的神像，被供奉在我们家最的秘密里。舅舅程伟因为心虚和敬畏，不敢再问。而我，则从妈妈那晚冰冷的眼神里，读懂了一种不容触碰的威严。我们都默契地，将这个话题，埋在了心底。
外公的病，因为那笔钱的及时到位，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。医生说，只要后续康复跟得上，就有希望站起来。家里的气氛，除了妈妈之外，所有都松了一气。舅舅又恢复了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，甚至开始在饭桌上，跟我讲一些他在乡下时的风流韵事。
每当这时，妈妈就会放下碗筷，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，然后，里面会传来巨大的、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。
只有妈妈，依然沉默着。
她开始以一种更加偏执的方式，投到对“整洁”的维护中。她把我们家所有的床单、被罩、窗帘，全部拆了下来，泡在巨大的搪瓷盆
里，倒进去半袋洗衣，反复地搓洗、漂白，直到它们在阳光下，白得刺眼。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，都放进开水里煮，一遍又一遍。她甚至用一块小小的抹布，跪在地上，把我们家每一块地砖的缝隙，都擦拭得净净。
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、上了发条的机器，试图用这种极致的清洁，来对抗某种正在她身体内部，悄然蔓延的“不安”。
她的身体，以眼可见的速度，消瘦了下去。原本就清瘦的脸颊，微微地凹陷了下去，显得那双眼睛，更大，也更空
了。她吃饭的时候，常常会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，筷子夹着一根青菜，悬在半空中，许久都不动一下。
工作，成了她唯一的寄托。她比税改最忙碌的时候还要拼命。她不再只是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而是主动去帮助科室里所有的。谁的报表有错漏，她会默默地拿过来，重新核算；谁的业务不熟练，她会不厌其烦地讲解。她成了整个科室里，来得最早、走得最晚的。
同事们都开玩笑说：“程蕾啊，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铁炼啊。”
每当这时，她只是淡淡地笑一下，不解释。
我们原本清苦、封闭的生活里，开始悄无声息地，出现一些新的东西。它们不突兀，甚至带着体恤和关怀的温度。
有一次，妈妈下班回来，布兜里多了一瓶玻璃瓶装的、看起来很高级的牛
，和一小袋核桃。她把牛热了给我喝，又把核桃仁一颗颗地剥好，放在小碗里。
我问她这是哪儿来的。
她愣了一下，眼神有些闪躲，低声说：“是……是局里工会，看我们家困难，特别照顾的。”
我信了。因为那牛和核桃，都带着一种“组织关怀”般正确的、无可挑剔的气息。
还有一次，她带回来一本崭新的、硬壳封皮的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。那本书，当时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，是内部学习资料。她把那本书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书皮，每天晚上，都会在灯下研读。那本书的扉页上，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、苍劲有力的赠言，但我从未有机会看清写的是什么，因为妈妈用一张小小的白纸，把那行字给贴住了。
这些东西，就像一滴滴温水，悄无声息地，持续不断地，注到我们原本清苦、封闭的生活里。
(3)
那个夏天，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，直到外公的病彻底稳定，可以出院回家静养，他才找了个借，回了乡下。他走的时候，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
里的几块钱零钱。
妈妈发现了，但她什么也没说。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，倒了半瓶花露水，然后用刷子，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形印记的地板。
那天晚上，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站在阳台上。她没有抽烟，也没有发呆。 她手里拿着的，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《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。她没有看，只是用手指，一遍又一遍地，轻轻摩挲著书的封面。
在窗外透进来的、微弱的月光下，我看到她的脸上，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、极其复杂的表。
那里面，有感激，有敬畏，有不安，还有一丝……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，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后，不敢松手的依赖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那捆钱所开启的，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。
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。一扇妈妈自己，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。 那个漫长而又混的夏天，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，落下了帷幕。 外公出院后，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。据说，外公虽然命保住了，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，说话也含含糊糊，需要长期在身边伺候。舅舅以此为由，向妈妈又“借”了两百块钱，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，然后就带着外公，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。
舅舅走后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，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。那盘踞已久的、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，终于被秋燥的风所吹散。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，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，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，擦拭、晾晒。当那熟悉的、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，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，我才感觉到，那个夏天，真的结束了。
生活，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。
妈妈不再夜拖地，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。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部模样，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。只是，她比以前更沉默了，也更忙了。她桌上那些关于“税改”的文件，堆得更高了。
我也重新回到了学校，升上了四年级。
我的同桌，依然是曾文静。
曾文静和我，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。她就像是那种养在窗台上的、需要心呵护的茉莉花，净、文静，身上总有一淡淡的、好闻的香味。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，是真正的文化。她每天都穿着净的连衣裙，发上别着不同颜色的蝴蝶结发卡。她的铅笔盒是双层的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削得尖
尖的中华牌铅笔和一块雪白的4橡皮。
而我，则更像我们家属院墙角那棵野生的、没打理的香樟树。我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，铅笔也总是用到捏不住了才肯扔掉。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很喜欢跟我说话。她会把她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、带着英文包装纸的糖果，悄悄地塞给我一颗。她也会在我因为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罚站时，偷偷地在下面对我做鬼脸。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，没有嘲笑过我“没有爸爸”的同学。
她就像那个夏天里，唯一透过乌云，照进我生活里的一缕阳光。
那个周二的下午，自习课上，我正在和一道复杂的应用题较劲，曾文静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。
“何晨，”她压低声音，像只小猫一样在我耳边说，“这个周末，县里的新华书店，不是要开一家分店吗，就在咱们学校附近。我听我爸爸说，开业那天会有很多新书，还有打折活动。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我犹豫了一下。新华书店，在我印象里，是一个明亮、净，但又有点让望而生畏的地方。里面的书都用塑料封皮包着，很贵，我只在开学时，才会跟着妈妈去买教辅材料。
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又小声补充道：“我妈妈给了我十块钱，让我自己去买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，我上周在《中学生阅读》上看到推荐了。我们可以一起挑，剩下的钱，我请你喝亚洲沙示。”
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两颗黑葡萄，让无法拒绝。我点了点。
就在我点的那一瞬间，一个黑影笼罩了我们的课桌。我一抬，就闻到了一混杂着汗味和某种我不熟悉、但感觉很“洋气”的古龙水味的陌生气息。是林海峰。他不知何时，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，身边没有跟着他那两个惯常的小跟班。
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踢我的桌子，也没有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我。他只是把一只手，重重地按在我的桌角上，身体前倾，看着曾文静，脸上挤出一个他自以为很潇洒的笑容，露出一因为吃了太多糖而有些发黄的牙。
“又去看书？那些字有什么好看的，都是骗的。”他的声音很大，像是生怕教室里其他听见，“我爸给我搞了台电脑，联想的！白色的！还能上网呢！你们知道上网是啥不？就是能跟全世界的一起玩一个游戏，你在里面可以当国王，也可以当魔法师，比看那些假的故事刺激多了！”
“全世界”，这个词，在2000年的我们这间小小的教室里，不亚于从天而降的外
星飞船。地址发、布邮箱 Līx_SBǎ@ＧＭＡＩＬ．ｃＯＭ全班同学，包括我，都投去了震惊和羡慕的目光。
林海峰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。他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、带有很多拉链的书包里，拿出一个小小的、扁扁的塑料盒子，里面装着一张闪着银光的碟片。“看见没？《万王之王》！台湾那边过来的，要用专门的代理才能玩！我哥帮我搞的号。周末来我家，我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世界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瞟着曾文静，那眼神，与其说是邀请，不如说是一种急于找到同类的、不容置疑的炫耀。
我看到曾文静的脸上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表。那里面，有作为孩子对新奇事物的好奇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、来自书香门第的矜持和抗拒。她能分清，“当国王、当魔法师”和爸爸中那些“陶冶
的文学作品”之间的区别。 “谢谢你，林海峰，”她小声而又礼貌地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大般的认真，“不过我爸爸说，玩物丧志，虚拟世界的东西，终究是假的。”
林海峰脸上的笑容，僵住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抛出的、足以让全班同学疯狂的“新世界”，会被如此轻描淡写地、甚至带着一丝智力优越感地拒绝掉。他脸上的肌抽动了一下，那被驳了面子的恼怒，开始在他眼里聚集。
但这一次，他没有发火。他只是收起了那副炫耀的姿态，看着曾文静，又看了看我，然后用一种近乎“恨铁不成钢”的、自言自语般的语气说：
“假的？那什么是真的？听那些咿咿呀呀的歌？”
说着，他从书包里，拿出了一个银灰色的、扁扁的金属盒子，还有一副白色的、线很细的耳机。
“，听过没？”他把那个金属盒子在我们眼前晃了晃，“索尼的！我爸托从香港带回来的。一张碟片，能存几十首歌呢！我哥给我拷的，都是那边最流行的，叫什么……”化学兄弟“，你们肯定没听过，那才叫音乐！”
他熟练地把耳机戴上，按了一下播放键，然后闭上眼睛，露出一副极其陶醉的表，手指还在桌子上跟着某种我们听不到的、强烈的节奏用力敲打。那一瞬间，他仿佛与我们这个嘈杂的、充满了笔灰味道的教室，隔绝开来，进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、由密集的鼓点和奇异的电子音效构成的、孤独而狂
的世界。 他陶醉了一会儿，然后摘下耳机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热，把其中一只耳机，递向了曾文静。
“听听！这才是未来的声音！比你们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强多了！”
这一次，曾文静没有立刻拒绝。对于一个生活在安稳、宁静世界里的孩来说，那种从林海峰身上散发出来的、充满力量和未知气息的音乐，是具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的。我看到她脸上，流露出明显的好奇和一丝丝的渴望。
但她的目光，下意识地，朝我这边瞥了一眼。
我正坐在那里，手里捏着一支用到只剩一小截的、秃的中华牌铅笔。我的文具盒，是那种最普通的铁皮盒子，上面印着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，边角因为摔过好几次，已经撞得凹了进去。
那一刻，林海峰甚至不需要再说任何一句话。他只是举着那只洁白的、散发着数码产品特有气息的索尼耳机，就轻易地，在我们三个之间，划下了一道无形的、却又无比清晰的鸿沟。
一边，是属于他的，可以轻易拥有最新科技、接触到遥远国度轰鸣的、闪闪发光的新世界。
另一边，是属于我的，那个停留在铁皮文具盒和亚洲沙示的、陈旧的旧世界。<dfn>Ltxsｄz.€ǒm.com</dfn>
而曾文静，就站在这道鸿沟的中间。
我看到她犹豫了。她的手，抬起了一点点，似乎想要去接那只耳机。
但最终，她还是摇了摇。
“谢谢，我……我不太喜欢戴耳机，耳朵会疼。”她找了一个很蹩脚的理由，然后低下，假装整理自己的书本。
林海峰脸上的表，彻底冷了下来。他收回耳机，看着曾文静，又看了看我，然后，他笑了。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，不带愤怒，却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、成年般的怜悯。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把他的和耳机，慢条斯理地收回他那昂贵的书包里，然后转身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他没有踹板凳，也没有撂狠话。但他的那种姿态，那种“我都把我的世界分享给你们了，你们却不识抬举”的无声的骄傲，比任何一句羞辱，都更让感到窒息。
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，像
水一样涌了上来。我能感觉到，无数道目光，正落在我和曾文静的身上，那目光里，有同，有不解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我无法理解的“不识好歹”的议论。
“别理他。”曾文静在我旁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的声音，轻轻地说。她的声音，比刚才少了几分坚定，多了些许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微弱的失落。
我点了点。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妈妈正在灯下看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。她没有穿单位那身洗得发白的制服，而是穿
着一件浅灰色的、丝质的睡裙。我们家那盏15瓦的灯泡，光线昏黄，照在她身上，那件睡裙泛着一层柔和而朦胧的光晕，像月光下的湖水。她的发没有像往常一样盘起来，而是随意地披在肩上，几缕发丝垂落下来，遮住了她正在看书的、专注的侧脸。
她看到我回来，抬起，问我怎么了，看起来没打采的。
我没有提学校里发生的事，只是说“今天考试没考好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