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她像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的陀螺，突然被强制停了下来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自处，只能徒劳地、用一种更剧烈的方式，在原地空转。
我开始怀念以前那些，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，一边在
稿纸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的夜晚。虽然她很忙，但那时候的她，是有用的，是被需要的。 而现在，她像一个被放逐到了孤岛上的
，拥有了大片的、无边无际的时间，却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什么。
我能感觉到，她正在慢慢地枯萎。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客厅里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，而是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
妈妈正在厨房里，叮叮当当地做着饭。
舅舅把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，用一种担忧的语气问我：“晨晨，你妈……最近在单位，是不是不顺心啊？”
我摇了摇
。
“那就怪了，”舅舅挠了挠，脸上满是困惑，“我听棋牌室的老张说——他儿子就在你们局办公室开车——他说，以前啊，你们吕局长三天两就要点名找我姐去办公室谈工作，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可最近这几个月，一次都没叫过。局里那个什么最要紧的”税改成果汇报“小组，也没让她进。老张他儿子说，现在局里最红的，是那个新来的王大学生，吕局长到哪儿都带着他……” 舅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，我已经听不见了。
我只觉得，有一
冰冷的、彻骨的寒意，从我的脚底，一点一点地，爬了上来。
那天晚上，舅舅程伟最终还是被妈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默，给“请”走了。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走的时候，连晚饭都没敢留下来吃。
我们家的空气，在那之后，陷
了一种更
的、令窒息的寂静。
但奇怪的是，就在那片不见底的寂静之上，我们家属院，乃至整个县城的生活，却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，突然变得喧嚣、嘈杂，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、荒诞，又让眼花缭
的事
。那段时间，我的注意力，被这些接踵而至的、看似与我们家毫无关联的热闹给彻底地吸引了过去。
第一件大事，是从我们家属院那几棵巨大的香樟树开始的。
一天早上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刺耳的、“嗡嗡嗡”的电锯声给吵醒了。我从窗户往外看，看到几个穿着园林绿化工作服的工，正在砍我们院子里那几棵比我们楼还要高的香官树。那几棵树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，夏天为我们遮挡烈
，秋天
落下一地金黄的叶子。
家属院里的退休老们都急了。他们围着工，七嘴八舌地质问为什么要砍树。带的工，很不耐烦地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，说这是“县里统一规划，创建文明卫生城市”，这些老树树根长，
坏下水道，而且遮挡光线，容易滋生蚊虫，必须全部砍掉，统一换成“美观大方”的冬青和灌木。
老们说不过他们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巨大的、需要两个才能合抱的树
，在一阵阵令牙酸的电锯声中轰然倒下。
那一天，我们家属院，第一次，完完整整地，
露在了刺眼的、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。
第二件大事，是关于“网络”。
林海峰的爸爸，那个有钱的林老板，在我们县城里，开了第一家网吧。就在我们学校附近，以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厅。
那地方，成了所有男孩的天堂，和所有家长的噩梦。每天放学，都有成群结队的、穿着校服的男生，像着了魔一样，涌进那个挂着“冲
族”招牌的、昏暗的门
里。里面，总是传来激烈的、电子合成的枪炮声和厮杀声。
林海峰，理所当然地，成了那里的国王。他不再需要来学校，就能维系他的权威。谁想玩最新的游戏，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，都得去网吧里，孝敬他几瓶可乐，或者一包红塔山。
而曾文静的爸爸，那个平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，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、最激烈的旗手。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，控诉网络游戏是“电子海洛因”，会毁掉我们这一代。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，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。 但这一切，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
那家名叫“冲族”的网吧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而曾老师，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，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、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。发布页Ltxsdz…℃〇M
那段时间，我们县城，就像一个巨大的、光怪陆离的舞台。砍树的，下岗的，上网的……各种各样的，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、欲望和挣扎，匆匆地，在我的眼前，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。
我像一个贪婪的、初出茅庐的观众，被这些眼花缭的剧，给彻底地吸引了。以至于，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，我们家那片小小的、看似平静的舞台上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，无观看的、更刻的风。
妈妈依旧清闲。那种被架空的、无所事事的子，像一层厚厚的、不透气的青苔，慢慢地，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。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，
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。她似乎……习惯了。
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、喧嚣的背景音之下，我们家的生活，陷了一种极其古怪的、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。
妈妈嘴上，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。他的名字，连同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，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，从我们家的常对话里，彻底消失了。她对我，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。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，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而让我重写半页。
我们家的晚饭时间，开始悄悄地，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从五点半，变成了六点。
起初我没有在意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饿得厉害，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。她正坐在窗边，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，听到我的话，也不抬地说：“等天黑透了再做，凉快。”
我知道，她在撒谎。
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，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
。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，那辆黑色的、四个圈圈的奥迪车，都会准时地，从那扇大铁门里，缓缓地驶出来。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，她是在等那辆车。她想知道，他今天，有没有加班。
她从不承认。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，她就会立刻站起身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走进厨房，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，心似乎也会好一些。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，她脸上的那层冰霜，就会结得更厚，那晚的饭菜，也总是会咸得发苦。
我们家的电视机，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，彻底坏掉了。屏幕上，只剩下一片永恒的、沙沙作响的雪花。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，拆开后盖，鼓捣了半天，最后摇着宣布，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，没得修了。
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。她会在晚饭后，带着我，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、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。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，路灯很亮，路面很宽，是县城里所有有有脸的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。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或者县医院的院长，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，以前总说那里的太吵、太
显摆，但那段时间，她却一反常态地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。
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。她自己什么也不要，只是拉着我的手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。她的步子很慢，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，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群中，来回地、不着痕迹地扫视着。我知道她在找谁。
我们走了很多天，都没有遇到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们真的，“偶遇”了。 那天晚上，我们正走着，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，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，和一个我不认识的、留着大背的男在说着什么。是吕叔叔。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，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、冰冷的汗，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。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，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。
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，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。他和大背男握了握手，然后转过身，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。
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。发布页地址(ww*W.4v4*v4v.us)
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，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、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。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“程蕾同志，”他点了点，语气是那种纯粹的、领导对下属的客气，“带孩子散步啊？” “……是，是啊，吕局长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，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您……您也来散步？”
“嗯，跟招商局的刘局长，随便聊聊工作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笑着摸了摸我的，“晨晨又长高了啊。最近学习怎么样？那本《复活》，看完了没有？”
他记得那本书。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，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。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。
“还在……还在看。”她替我回答道，声音嘶哑。
“嗯，好书，要慢慢读。”吕叔叔点了点，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，又客气地对妈妈说，“行，那你们继续逛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他说完，就真的转身，迈开步子，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再回看一眼。
他就那么走了，留下妈妈一个僵在原地，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、冰冷的雕像。
我看到，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、决绝的背影，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、彻底地熄灭了。她只是牵着我，转过身，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她的背影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、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，很长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妈妈那所有是心非的矜持，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，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“程蕾同志”面前，都显得那么的苍白，那么
的可笑。 她输了。在这场无声的、关于谁先低的战争里，她输得一败涂地。
(9)
那个冬天，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，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、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。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，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、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。
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，送的却不是信，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，据说，能把一份文件，在一天之内，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我们家属院里的，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，有那个钱，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？
但很快，我就发现，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，唯一一个，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。
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，妈妈像一个被戳了所有幻想的气球，迅速地、无可挽回地，瘪了下去。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，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。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、想要“抓住”什么的努力。 她迷上了十字绣。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，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很高级的杂志上，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——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、孤单的
孩，正踮着脚尖，在悬崖边上，迎着月光，独自旋转。 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。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、
力，和那些无法言说的、翻涌的绪，都一针一线地，倾注了进去。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。她只是看一眼，然后把血珠吮掉，继续面无表地绣着。 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，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时，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，第一次，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
他送来一个厚厚的、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。收件，是妈妈的名字。 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，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、漂亮的手，在微微地颤抖。
她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站了很久，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。
里面，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，而是一叠厚厚的、关于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”的、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。文件的首页，夹着一张小小的、打印的便笺，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：
“程蕾同志：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，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，望认真研读，并于下周三前，提
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。——吕茂军”
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意。
我只看到，妈妈看着那张便笺，看着那个熟悉的、苍劲有力的签名，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，有什么东西，正在缓慢地、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。
那不是喜悦，也不是激动。
那是一种……一个快要溺死的，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，那种劫后余生般的、巨大的、无法言说的复杂绪。
她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，仔仔细细地，从文件上撕下来，然后，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里，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、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。
从那天起，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。每隔几天，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，就会送来一个新的、厚厚的文件袋。妈妈的生活，重新被工作填满了。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、在灯下奋笔疾书的、一丝不苟的税务部。
而我，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子里，迎来了我童年中，最快乐，也最“富有”的一段时光。
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、名叫四驱车的玩具。
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、带着马达和电池的、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。一夜之间，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，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。
拥有一个龙凤尾的底盘，或者一颗猎豹马达，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，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。我们学校门那家小小的文具店，也紧急地在门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、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。每天放学，那里都围满了男生，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“嗡嗡”声，和塑料车壳碰撞的“啪啪”声。
林海峰，理所当然地，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。他的车，都是他爸爸托，从香港带回来的田宫原装正品，光一个车壳，就比我们买一整辆奥迪双钻还要贵。他的工具箱里，塞满了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武器——镀金的导电片、滚珠轴承、甚至还有一小瓶专门给马达降温的、带着奇怪香味的神仙油。
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玩着盗版车、用着最廉价零件的土鳖，而我们，也满足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享受着那种纯粹的、关于创造和竞赛的快乐。他像一个孤僻的、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技术大师。他会一个，在跑道边上，蹲上一整个下午，反复地，调试着他赛车上某个齿
的咬合度。他看我们的眼神，不再是轻蔑，而是一种更纯粹的、属于工程师的、不屑一顾——他觉得我们这些只会把零件随便装起来的菜鸟，根本不配和他讨论技术。
而我，
也拥有了我生中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四驱车。
那是我用整个暑假，帮邻居王阿姨跑腿买菜，换来的零花钱，买的一辆最便宜的冲锋战神盗版车。
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，照着说明书，笨拙地，把那几十个细小的零件，一点一点地，拼装了起来。当我把电池装上，按下开关，看到那四个小小的子，在我的手心里疯狂地转动起来时，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创造的喜悦，充满了我的内心。
那辆蓝色的、粗糙的、甚至连贴纸都贴歪了的塑料赛车，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好的朋友。
而曾文静，则成了我唯一的“后勤部长”。她对这种打打闹闹的男生游戏毫无兴趣。但她会在我因为一个零件装反了而急得满大汗时，用她那双比我灵巧得多的手，帮我把它撬下来。她也会在我因为又输给了别而垂丧气时，递给我一块糖。
她说：“输了就输了嘛，不就是个玩具吗？你上次语文考试，作文不还是全班第一？这不就够了？”
那段时间，阳光很好。我们三个，以一种奇特的、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，共享着那个小小的、被跑道和蝉鸣声充满了的校门。林海峰在他的世界里，追求着极致的速度。而我和曾文静，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分享着朴素的、笨拙的快乐。
我几乎都快要以为，生活，就会在马达的嗡嗡声和
糖的甜味里，一直这样，平淡而又快乐地继续下去了。
但生活，终究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、平坦的四驱车跑道，这份脆弱的平衡，是被一张贴在学校门文具店墙上的、红色的海报打的。
海报是用最醒目的红色纸张打印的，上面写着“飞驰杯全县青少年四驱车公开赛”。主办方是我们县的工文化宫。比赛的奖品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——冠军，可以得到一辆最新款的、原装进的田宫旋风冲锋，还有整整一套的改装升级零件。
那辆旋风冲锋，就像一个传说。它的底盘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里面密复杂的结构，它的车壳，带着一种充满未来感的、漂亮的流线型。据说，它什么都不用改，就能轻松跑赢我们这些改装得七八糟的盗版车。
那张红色的比赛海报，像一颗烧得发红的石子，落进了我们校门那潭平静的水里。我也没能免俗。我把那辆蓝色的冲锋战神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，每一个齿都用妈妈的缝纫机油润滑过，每一个触点的铜片都被我用橡皮擦得锃亮。可我知道，这都是徒劳。它那颗虚弱的、不知名姓的马达，决定了
它永远也跑不过那些装备了猎豹或者雷虎的赛车。
我需要三十块钱。这个数字，我是在心里，用铅笔，一笔一划地，悄悄算出来的。一颗猎豹马达，十八块。一套最便宜的、带轴承的塑料导，十二块。 那天晚上，妈妈的心看起来很好。她没有看那些文件，也没有绣那幅十字绣。她只是坐在桌边，就着灯光，仔仔细细地，清洗着她换下来的丝袜。她最近穿得最多的，是那种浅灰色的，带着细密竖条纹的款式。我听见她说，这种袜子不显脏，也比
色的结实。
她把袜子放在专用的搪瓷脸盆里，倒上一点点洗衣
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白色的泡沫，顺着她洁白的手腕，缓缓地往上爬。那动作，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，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
洗完后，她把袜子晾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铁丝上。就在她转身的时候，她“呀”了一声。
我凑过去看。原来是其中一只袜子的脚踝处，不小心被她自己的指甲，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、细细的银丝。那道银丝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像一道小小的、致的伤。
我以为她会像以前那样，叹一气，然后把它收起来，等有空的时候，用针线，小心地把它缝补好。
但她没有。
她只是拿着那只勾了的袜子，在灯下，端详了很久。她的眉，微微地蹙着，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。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从挂在墙上的那个竹编的针线笸箩里，拿出了针和线。 她没有去拿那些五颜六色的、用来补衣服的棉线。她从笸箩的最底层，翻出了一个小小的、缠在白纸板上的线圈。那上面的线，是透明的，比发丝还要细，在灯光下，几乎看不见。妈妈说，这叫尼龙线，是她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同事送给她的，专门用来补这种最娇贵的袜子。
她戴上那枚黄铜顶针，就着灯光，开始缝补那道小小的、银色的伤。 她的动作，比绣那幅悬崖边的芭蕾舞，还要专注，还要小心翼翼。那根细细的针尖，在她白皙的、骨节分明的手指间，上下翻飞。她的呼吸，都放得很轻，仿佛生怕一气，就会把那根脆弱的尼龙线给吹断。
我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那个瘦削的、微微弓起的背影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，在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不知疲倦的声响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关于马达的、吵闹了很久的念，就那么突然地安
静了下来。
我忽然觉得，我那辆蓝色赛车所渴望的、那三十块钱的轰鸣，在妈妈此刻，指尖上这根安静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尼龙线面前，显得那么的喧嚣，那么的……不懂事。
(10)
我第一次走进“冲族”，说起来，还跟曾文静的爸爸有点关系。
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，学校组织作文竞赛，曾老师是评委。为了让我们写好《我的家乡》，他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去县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，查查县志。我们县的图书馆，一共就两台能上网的电脑，慢得像两个快要断气的老。我排了半天队，到我时，那台机器却怎么也连不上网了。
我们班的李凯当时也在，他碰了碰我的胳膊，说，去网吧查，快得很。他还说，他请客，就当以后作文借他抄抄。我心里想着，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是一个正当的理由，于是就跟着他，第一次走进了那个挂着霓虹灯招牌的门。 网吧里的空气，和我之前闻过的所有味道都不同。那是一种混杂了很多汗味、烟味和泡面味的、闷热而又浑浊的气味。键盘的“噼啪”声和鼠标的点击声，汇成一片密集的、永不停歇的雨。我很快就查到了我想要的资料，密密麻麻地抄了半个本子。可李凯却早已沉浸在刀光剑影之中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我不好意思催他，就在那个昏暗的、只听得见鼠标和键盘声的世界里，等着。
等得久了，我就有些尿急，想去上个厕所。
我看到网吧最里面的厕所门，围着好几个我不认识的高年级男生。他们没有进去，而是鬼鬼祟祟地，把耳朵贴在厕所那面又湿又滑的瓷砖墙上，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、神秘的笑容。
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走过去，也把耳朵轻轻地贴在了那面冰冷的、沾着水汽和污垢的瓷砖墙上。
墙体很厚实，冰凉的触感，顺着我的耳廓，一直传到心里。墙那边的声音，模模糊糊的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，又像是从一台信号不好的老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。
起初，我只听到一种很沉闷的、很有节奏的“砰、砰”声。那声音不响，但很有力，像我们家属院里的王木匠，在用一把大木槌，一下一下地，敲打着一根泡过水的木。每一次撞击，都带着一种沉闷的回响。那声音很有规律，隔一会儿，就响一下，像一个不知疲倦的、巨大的心脏，在墙的另一边，缓慢而固执地跳动着。
就在这单调的“砰砰”声之间，夹杂着一些更细微、更奇怪的声音。
那是一个
的声音。
我一开始以为她在哭。那声音很细，带着一点点鼻音，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。但仔细听，又觉得不对。我见过妈妈哭，见过邻居王阿姨因为丢了钱而哭，她们的哭声，都带着一种实实在在的、能拧出水来的悲伤。可墙那边那个的哭声，却很飘忽，很短促，像是被捏着嗓子，硬挤出来的。她哭一下，就会停顿一下，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、像是叹气，又像是打哈欠一样的、拖得很长的“嗯……”声。
更奇怪的是，她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里，还夹杂着笑。
那也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开心的笑。那笑声，是从她的喉咙处，被什么东西给
出来的，又尖又细，像我们家那只老猫，被不小心踩到了尾
时，发出的那种又惊又怒的叫声。她“咯咯”地笑几声，笑声就会突然断掉，变成一种压抑的、小声的呜咽。
哭声，笑声，叹气声，还有那种沉闷的、永不停歇的撞击声，就这么混杂在一起。我听不懂那代表着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，那声音里，有一种东西，让我的脸颊发烫，心跳也莫名其妙地快了起来。那声音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里任何一种我熟悉的声音。它像是一种秘密的、只在夜晚和暗处才会发生的、属于成年的语言。
就在我准备把耳朵挪开的时候，旁边那个留着小胡子的、高年级的男生，仿佛看穿了我的茫然，他转过，对我挤了挤眼睛，脸上带着一种传授秘籍般的、油滑的笑容。
“小子，”他压低声音，那声音，和他脸上的胡子一样，带着一种故作成熟的粗糙，“听傻了吧？这叫”叫床“。墙那边，有个男的，在”“一个的呢。”
他把“叫床”和“”这两个字，说得又快又含糊，但那语气里的得意和炫耀，却像一把油腻腻的刷子，瞬间就把我刚才那种朦胧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给刷上了一层肮脏的、具体的颜色。
另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，也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，他用胳膊肘捣了捣那个小胡子男生，说：“行了，别跟这小
孩说这些。你看他那傻样，懂个。” 他们的对话，像两只苍蝇，在我耳边“嗡嗡”作响。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，但我能从他们那不怀好意的、混杂着轻蔑和兴奋的眼神里，感觉到，那是一种很不好的、关于男之间，最肮脏、最见不得光的事。
我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，又像是生怕被他们那种油腻的、不怀好意的目光给沾染上，猛地把耳朵从墙上挪开。我的脸颊滚烫，心跳得像胸揣了一
只扑腾的麻雀。李凯还在全神贯注地跟屏幕里的一个红名道士死磕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。我重新坐回那个黏糊糊的皮椅子上，却再也无法像刚才那样安然地等待了。
墙那边那些断断续续的、奇怪的声音，和那几个高年级男生脸上猥琐的笑容，在我脑子里搅成了一锅黏稠的、烧开了的粥。我越是想把它甩掉，那声音就越是清晰，像有无数只小虫子，顺着我的耳道，爬进了我的脑子里。
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家属院里，那只叫咪咪的老猫。
咪咪是只母猫，去年春天的时候，不知道被哪只野猫给搞大了肚子。它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家属院里的孩子，都喜欢去逗它，给它喂吃的。可等到它快要生的时候，它就自己悄悄地躲进了我们那栋楼楼顶一个废弃的、堆满了杂物的角落里，谁也不让靠近。
有一次，我壮着胆子，偷偷爬上去看。我看到它躺在一堆旧的棉絮中间，浑身都在发抖，嘴里发出着和刚才墙那边那个很像的、又像哭又像呻吟的、痛苦的声音。它的身体，一下一下地抽搐着，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去对抗着某种巨大的、看不见的疼痛。
那时候我还小，被那场面吓坏了，哭着跑回了家。妈妈告诉我，说咪咪这是在生小猫，每一个妈妈，都会经历这样的疼痛。
可墙那边那个的声音，虽然也带着痛苦，却又和我记忆中咪咪的声音完全不同。那声音里，少了一种属于母亲的、神圣的挣扎，却多了一种我无法形容的、轻浮的、不不愿的……迎合。
我越想，就越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天色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完全黑了。网吧里那混浊的空气，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眩晕。我实在等不下去了，推了推还在奋战的李凯，说我想先回去了。
我和李凯走出网吧时，一清冷的风吹过来，我那颗狂跳的心，才稍微平静了一些。我看到，“冲族”隔壁那家名叫悦来旅馆的、招牌已经掉了漆的旧小旅馆门，静静地停着一辆车。
那是一辆黑色的、崭新的奥迪。车那四个圈圈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泛着一层冷冷的、金属的光。我认得这辆车。
我的脚步，一下子就黏在了地上。
我对李凯说我肚子疼，让他先走。然后，我一个，躲在路边一棵巨大的黄桷树的
影里，死死地盯着那扇挂着肮脏棉布帘子的旅馆大门。
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。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、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是我想多了的时候，
那扇门帘被掀开了。
走出来的，是吕叔叔。他还是穿着那件熨帖的白衬衫，只是领解开了一颗扣子，平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发，也有些微微的凌。
紧跟着他走出来的，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。她很年轻，也很白，烫着一时髦的、大波的卷发，嘴唇涂得像刚喝完血一样红。她走路的姿势，也怪怪的，像是没站稳，一只手，很自然地，就搭在了吕叔叔的胳膊上。
我看到，吕叔叔并没有推开她。他只是笑了笑，那笑容里，没有了平里那种温和的、长辈般的慈。他扶着那个，走到了奥迪车旁，为她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。
我看着他们，没有感到愤怒，也没有感到解脱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好像不小心，看到了一个不该属于我的、成年的秘密。这个秘密，像一颗又冷又硬的石子，掉进了我的肚子里，沉甸甸的，让我有点喘不过气。
我怀着这种沉甸甸的感觉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该怎么跟妈妈解释我晚归的原因。
可当我推开家门时，我发现，我什么也不用解释了。
妈妈就坐在客厅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，没有开灯，只有厨房里透出来的、一点点微弱的光，照在她身上。她面前，摆着我那本摊开的、写满了县志资料的笔记本。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她的声音，很平静，但平静得，像风雨来临前，那片死寂的海。
“我……我去图书馆查资料了……”我的心一下子就虚了，那个准备好的谎言，说得磕磕。
“是吗？”她冷笑了一声，站起身，从我身后，把门关上。然后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我闻到了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、冰冷的、陌生的怒气。“你们班主任，刚才亲自打电话到家里来了。他说，今天下午，有好几个家长都跟他告状，说在”冲族“门看到我们班的学生了。他还特意问，你有没有按时回家。” 我的脑子里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“何晨，”她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那是我记事以来，她第一次这么严肃地喊我，“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今天，到底去了哪里？”
我看着她那双因为愤怒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，我所有的谎言，都堵在了喉咙里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只能低下，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“好，很好。”她点了点，没有打我，也没有骂我。她只是地吸了一气，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极其失望的、冰冷的声音说：
“你太让我
失望了。”
她说完，就转过身，走进了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、半旧的塑料帘子后面。 里面，传来了哗哗的水声。
我一个，站在那间昏暗的、冰冷的客厅里，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罪。我心里那个刚刚发现的、能证明妈妈“清白”的秘密，此刻，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我连一个字，都无法为自己辩解。
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，像一场下在我心里的、永不停歇的秋雨。
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。直到腿脚都有些麻木了，那水声才停了下来。妈妈从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帘子后面走了出来。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净的旧家居服，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，脸上，又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、不带任何表的平静。仿佛刚才那场短暂的、冰冷的风雨，从未发生过。
她没有再看我一眼，径直走到厨房，打开米缸，开始淘米做饭。
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，叮叮当当地，在寂静的屋子里，显得格外刺耳。 我挪动着僵硬的步子，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小书桌前，坐下，拿出作业本。可我的眼睛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只是直愣愣地，盯着面前那片斑驳的、掉了漆的白墙。
那天晚上的饭，是我记事以来，吃过的最沉默的一顿饭。饭桌上，只有我们俩咀嚼食物的、细微的声音，和窗外叶子被秋风吹过的“沙沙”声。妈妈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，她的手，很稳，就像平里，用那把白色陶瓷刀切土豆丝时一样稳。
这种沉默，比任何一顿打骂，都更让我感到窒息。
第二天，是星期四。我一整天在学校里，都魂不守舍。曾文静问我怎么了，我也只是摇了摇。
放学后，我没有直接回家。我像一只被主赶出了家门的、无处可去的流狗，在县城那几条熟悉的、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，漫无目的地，来回地走着。 我走过那家总是散发著陈旧药材气味的老药铺，门前的石阶都被踩得光滑圆润。我又走过那家南货店，一排排油亮的腊鸭和暗红色的香肠，像一队队沉默的士兵，挂在屋檐下，散发著一咸香又厚重的味道。我沿着这条铺着青石板的老街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我们县城唯一的那家电影院门。
电影院的墙壁上，贴着一张巨大的、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微微泛黄的电影海报。海报的颜色有些失真，上面，一个穿着朴素旧毛衣、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孩，正紧紧地抱着一个比她还小的男孩，她的眼睛很大，像两颗被雨水洗过的黑葡萄，那眼神里，没有海报上常见
的、那种属于明星的、亮晶晶的光，而是一种更的东西，一种像是要把怀里那个小小的瘦弱的身体，揉进自己骨里的、又悲伤又坚决的东西。海报的顶上，印着几个字——《我的兄弟姐妹》。
我站在那张巨大的海报前，看着海报上的梁咏琪，突然就想起了妈妈。 我想起她在我更小一些的时候，也曾带我来看过电影。那时的她，还没有这么忙，也没有这么沉默。她会给我买一包五香瓜子，叮嘱我把壳都吐在报纸上。在电影放到最伤感、所有大都在偷偷抹眼泪的时候，她会伸出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，轻轻地捂住我的眼睛，然后在我耳边，用一种很小很小的、像在说悄悄话一样的声音，告诉我：“别怕，晨晨，后来他们又在一起了。”
我正对着那张巨大的海报发呆，肩膀就被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。
我一回，看到了舅舅程伟那张放大了的、堆满了讨好笑容的脸。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、明显不太合身的蓝色夹克，发上，还抹了半瓶摩丝，油光锃亮，像一只刚刚偷吃了油的老鼠。
“晨晨！你怎么一个在这儿发呆？”他不由分说地，就揽住了我的肩膀，“走走走，正好，舅舅带你去看电影！就看这个，听说可感了，正适合咱们这种有文化的看。”
我被他半推半就地，拉进了那间散发著一陈旧的、混杂着霉味和消毒水味的放映厅。
舅舅买了两张票，又奢侈地，买了一大桶
米花。电影开始了，放映厅里很黑，只有银幕上反
过来的、跳跃的光，照在我们脸上。我没什么心思看电影，满脑子都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。
电影的节，我没怎么看进去。我只记得，里面那个当大哥的，为了给弟弟妹妹凑学费，跑去工地上背水泥。还有一个场景，是那个叫齐思甜的姐姐，在舞台上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，像个天使一样，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。
我旁边的舅舅，却看得比谁都认真。
一开始，他还抓着米花，吃得“咔嚓咔嚓”响。可看着看着，那声音就没了。在放到那个大哥因为打架被抓进派出所时，我听到身边传来一阵压抑的、小声的抽泣声。
我扭看去，在银幕那微弱的反光里，我看到舅舅，那个平里总是油腔滑调、游手好闲的舅舅，正用他那件崭新的、蓝色夹克的袖子，偷偷地、用力地抹着眼泪。
他的肩膀，一抽一抽的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，忽然对他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在他那
副总是嬉皮笑脸的、不着调的面具下面，原来也藏着一些柔软的东西。
电影终于演完了，放映厅里的灯亮了起来。舅舅的眼睛，又红又肿，像两颗熟透了的桃子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清了清嗓子，故作轻松地对我说：“妈的，这电影……拍得还真不错，就是有点费眼泪。”
我们走出电影院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夕阳把天边烧成了一片橘红色。
舅舅没有像往常一样，急着要去棋牌室，而是带着我，在路边的一个小馄饨摊上，坐了下来。
他给我要了一碗大份的，他自己，则从袋里，掏出了一瓶小小的、扁扁的二锅，自顾自地，喝了起来。
馄饨的热气，在我们俩之间，蒸腾起一片白色的、模糊的雾。
“晨晨，”他喝了两酒，脸颊有些发红，突然没没尾地，开了，“你妈她……不容易。”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，用勺子，搅动着碗里的馄饨。
“我知道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”他又喝了一，声音里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自嘲般的苦涩，“觉得我没本事，就知道瞎混。可我……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。”
他看着远处那片即将被夜色吞没的、橘红色的天空，眼神有些飘忽。“你外公生病那次，我掏不出来钱，我不是不想掏，我是真没有。我那时候就对自己说，程伟啊程伟，你他妈就是个废物。你姐一个家，在城里，撑着那么大一个家，你呢？”
他低下，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打牌而指节有些粗大的手，沉默了很久。 “那天，你妈一个，从乡下那些亲戚家借钱回来。她没哭，也没骂我。她就把那些借来的、带着
屎味儿的毛票，一张一张地，铺在桌上，用字典压平。我当时就站在旁边，看着她那个背影，我心里……”他顿住了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似乎在努力地，把某种绪给咽下去。
“我心里就想，以后，我再也不能让她这么累了。”
他说完，就拿起那瓶二锅，仰起脖子，把剩下的小半瓶酒，一饮而尽。辛辣的酒气，让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，眼泪都咳了出来。
我默默地，把面前那碗还冒着热气的馄饨，往他那边，推了推。
他没有吃。他只是用那双通红的眼睛，看着我，用一种极其认真的、甚至带着一丝郑重的语气，对我说：
“晨晨，你听舅舅说。”
他重重地叹了气，拿起那瓶已经空了的二锅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又放回桌上。他看
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了平里的嬉皮笑脸，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成年特有的疲惫和清醒。
“你妈这个……她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风筝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像怕被邻桌的听见，“她自己呢，是那个纸糊的、画得很漂亮的鸢儿，老想着往天上飞，飞得越高越好，让所有都看着，都夸她漂亮。”
他顿了顿，用筷子尖，蘸了点碗里剩下的馄饨汤，在油腻腻的桌子上，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。
“以前啊，你外公还健康的时候，那根拽着风筝的线，是攥在她自己手里的。她想飞多高，飞多远，她自己说了算。风大了，她知道收一收线；没风了，她也懂得落下来，不丢。”
“可现在……”他看着桌上那道很快就渗进油污里、不见了的水痕，摇了摇，“现在这根线，不在她手里了。线那，攥在别手里。攥在那个……开小轿车的局长手里。”
我的心，猛地一沉。
“家想让你飞，你就得飞。家松一松线，你就觉得天都宽了，海阔天空了。家要是觉得你飞得有点野了，或者看腻了，他只要把手里的线，那么轻轻一拽……”他做了一个收紧拳的动作，眼神变得异常锐利，“那风筝，不管在天上飞得有多风光，还不是得乖乖地、一栽下来？”
“栽下来，还不能抱怨。因为家会跟你说，我这是怕你飞丢了，是为了你好。”
舅舅的那番话，我其实听得不太明白。
什么风筝，什么线，什么栽下来……这些词，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，在天气不好时，从喇叭里传出来的、混杂着“刺啦”声的、含糊不清的句子。我没能抓住它的全部意思，但那调子里的悲凉，却像一根
湿的、冰冷的绳子，悄悄地勒住了我的脖子。
我低下，假装很认真地，在挑碗里那些已经泡得发白了的馄饨皮。我用勺子，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捞起来，再放下去，捞起来，再放下去。馄饨汤已经不怎么热了，一圈浑浊的油花，像一张皱的地图，浮在碗面上。我看到我自己的脸，就在那圈油花里，晃晃悠悠的，五官都挤在了一起，像一个快要哭出来的、可笑的小丑。
“你妈她……她心里，是敬着那个，怕着那个，也……也指望着那个。”舅舅的声音，几乎低到了尘埃里，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苦涩，“她觉得，只要自己这个风筝，飞得够漂亮，够听话，没准哪天，那个放风筝的，就把她当个宝，领回家去了……”
他没有再往下说，
只是端起那碗我已经推给他的、半凉的馄饨，大大地，连汤带水地喝了下去，像是在吞咽着什么说不出的苦水。
喝完后，他用那件新夹克的袖子，重重地抹了抹嘴。
“晨晨，舅舅跟你说这些，不是让你去恨谁，也不是让你去跟你妈嚼舌根。你还小，这些事，你掺和不起。”他看着我，那双因为喝酒和流泪而通红的眼睛里，充满了血丝，也充满了从未有过的、清醒的无奈。
“我就是想让你明白，你妈她……她现在是那个在天上飞着的，她看不见自己有多危险。你呢，是那个在地上跑的，你离得近，看得清。”
“以后，多陪陪她。她要是哪天，又想往那云彩里钻，你就……你就拉拉她的衣角。她要是哪天，被风刮得找不着北了，你就……你就站在原地，让她能看见，家在哪儿。”
他说完，就站起身，从袋里掏出几张皱的毛票，扔在桌上，沙哑着嗓子说：
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