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这一点来看，男
活动可说是“色欲主导”型，
活动可说是“
恋主导”型。男重“欲”，嫖娼就不足为怪。重“”，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或准——在武则天、叶卡捷琳娜一类宫廷“
妖”的传说中，也总有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节，不似红灯区里的
换那么简单。男子的同恋，多半有
体关系。而子的同恋，多半只有
感。男子的征婚广告，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（以财产、学历等等为证），并常常自诩“酷
文学和音乐”——他们知道需要什么。子的征婚手段，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——她们知道男需要什么。
这并非说都是柏拉图，尤其一些风尘子被金钱或权势所迷，其市场业务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。“主导”也当然不是全部。子的色欲也能强旺（多在青年以后），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恋的确证和庆祝，是恋的物化仪式。另一方面，男子也不乏恋（多在中年以前），不过那种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或余韵，是色欲的留影。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，当然会改写很多的本，造成很多异变。一部两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，男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。两冲突有时发生在两之间，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身上——这需要我们在讨论时留有余地，不可滥用标签。
男文化一直力图把塑造得感官化和媚化。子无才便是德，但三围定要合格，穿戴不可马虎，要秀色可餐妩媚动甚至有些
——众多电影、小说、广告、
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。于是很多子本不愿意妖媚的，是为了男才学习妖媚的，搔首弄姿卖弄风，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。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塑得道德化和英雄化。坐怀不
真君子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——众多电影、小说、广告、男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。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，是为了才争做英雄的，他们作
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，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。
装模作样，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和为。只是习惯可成自然，经验可变本能，时间长了，有些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，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多姿多彩，对装模作样不会过多挑剔。
黑格尔认为，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。相对于男的体弱状态，决定了道德的别。在以前，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多少都有一点化的文弱，艺术和美都有的别名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，认为是水，男是泥，污浊的泥。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才有美：少、孩子以及垂死的男——后两者意指男只有在无状态下才可能美好。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，毋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，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。
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在经济、政治、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，就连在军事这种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，也开始让刮目相看——海湾战争后一次次美国的模拟电子对抗战中，心灵手巧的队也多次战胜男队。这正是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，进一步争取自主自由的前提。
怪的是，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借用和改造，最后几乎完全湮灭。旧道德的解除，似乎仅仅只是让更加色欲化，更加玩物化，更加为迎合男而费尽心机。假胸假
是为了给男看的；耍小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国家首脑，是为了成为男“可的小东西”和“小傻瓜”；商业广告教导如何更有味：“让你具有贵妃风采”，“摇动男心旌的魔水”，“有它在手所向无敌”，如此等等。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，接受粗
，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。“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，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……”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编出来的。
相反，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，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，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，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。除了诅咒几句“男子汉死绝了”之外，对此毫无办法。有些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指责，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的男权中心更加巩固，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手里，男话语君临一切，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，很难进
传媒。就像这个社会穷是多数，但们能听到多少穷的声音？
对这些现象做出价值裁判，不是本文的目的。本文要指出的只是：所谓解放非但没有缓释的危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反倒使危机更加重，或者说是使本就重的危机露得更加充分。在寻找英雄，即便唾弃良家的身份，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
扮演红
知己，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，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，哪怕虎背熊腰其外，却有
肠小肚在内，不免令失望。招致“负心汉”、“小男”、“禽兽”之类的指责，就是常见的结果。男在寻找媚，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化，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，高学历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，事事要
一嘴，事事要占个强，以刀马旦风格南征北战，也难免令男烦恼，总是受到“冷感”、“寡欲”、“没味”之类的埋怨。影视剧里越来越多呵恋呵的时候，现实生活中的两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，越来越难以满足异的期待。
的恋解放在影视剧里，男的色欲解放在床上。两种解放的目标错位，往几天或几周之后，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。
捷克作家昆德拉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表达了一种欲分离观：男主公与数不胜数的及时行乐，但并不妨碍他对主公有忠实的（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）。对于前者，他只是有“珍收藏家”的好，对于后者，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。如果们能够接受这一点，当然就好了。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主公不能接受，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。解放对于多数来说，恰恰不是要求与欲分离，而是要求与欲的更加统一。她们的反叛，常常是力图冲决没有的婚姻，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强
，像英国作家劳伦斯《查泰莱夫的》中的主公。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，反叛得特别彻底，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体的敷衍。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的追踪，要把做成抒诗，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，则把解放视为欲对的逃离，想把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，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，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搞定。
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。
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诗或者抒的快食品么？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，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，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、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节，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，让事不了了之。
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
收场。有些劲
十足的叛逆者一旦真实，就惶恐不安地发出“我想有个家”之类的悲音，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恶痛绝的旧式婚姻，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，不管是否虚伪，是否压抑，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。从放纵无忌出发，以苟且凑合告终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们也可以在感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，越来越多抱怨，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，昏昏度。这些孤独的群，不际时感到孤独，际时感到更孤独，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。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，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？他们不知道。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公寓，常常感到自己身处巨大监狱里的单囚室。
最后，同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。与生理的同恋不同，文化的同恋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的产物——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盛夏一晃而过，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。
在的问题上，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的态度？其原因在于意？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？或在于别的什么？也许并非天然的良种。哺育孩子的天职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、责任心、利他行为的渴求，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，是否也会断然抛弃这个古老的东西？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，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，那么随着更多强夺走社会治权，她们的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，并且最终把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们去
？
多少年来，大多隐在历史暗处，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而上。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（在这一点上也许该感谢男），得以悠闲游赏于自己的感家园。她们被男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（在这一点上也许该再感谢男），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。她们常常没有成太多的大事，但她们用眼风、笑靥、唠叨及体态的线条，滋养了什么都能的男。她们创立的“”这门学科，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，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，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。她们做的事很简单，无需政权无需信用卡也无需冲锋枪，她们只需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，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欲力的转化和升华，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和奋发图强，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义。她们被男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自己。她们似乎一直在
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：在诱惑男的同时又给男文化去势。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，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——更重要的是，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，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的圣骑士，成为自己的梦想。
梦想是最重要的消费品，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死的男们最为昂贵的定索礼。
在这里，“”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“灵”或“”的词义重叠。在的问题上，历史似乎让灵或更多地向汇集，作为对弱者的某种补偿。因此，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，对体的抗争，对色欲的平衡——一切对物欲化生的拒绝，无论出自男，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。至于它的别，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。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的努力，更不取决于某些词不达意胡做秀的权闹腾。
在上天的安排之下获得了快感，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，获得了两之间甜蜜的整合。上帝也安排了两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，如经纬织出了的窘境。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。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们为此付出代价，这就是说，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，为了得到的美好，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。
既不可能完全化，也不可能完全兽化，只能在灵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。“趋上”的时风，经常会养育一些功成名就律身苛严的君子淑；“趋下”的时风，会播种一些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
子。他们通常从两个不同的极端，都感受到阳痿、
冷等等病变，陷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。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，显示出文化改变自然的大限。
简单地指责式的而上或者男式的而下，都是没有意义的，消除它们更是困难——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解决。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，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。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。
解放者最大的敌是自己，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——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
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，闪耀着诱光芒。
1993年8月
*最初发表于1994年《读书》杂志，后收随笔集《而上的迷失》，已译成英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