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中国
到欧美国家旅游，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，不免大惊小怪，甚至有点没着没落。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，就只能在水龙
下接生水解渴，不是个滋味。好在现在
况有所改变，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，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，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壶。
中国习惯于喝开水，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，即使是在穷乡僻壤，哪怕再穷的中国，哪怕穷得家里没有茶叶，也决不会用生水待客。烧开一壶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。这个况曾经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。他在《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、经济与资本主义》一书中说：中国喝开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，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。
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。开水喝多了，虽然可能失去欧洲
舌于水的敏感，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那样细辨泉水、井水、河水、湖水的差别，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。于是可以理解，古代的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噬。黑死病、伤寒、猩红热等等，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，以至“掘墓累得抬不起胳膊”，“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”——史家们这些记载至今让惊心动魄。著名文学著作《十
谈》的产生，据说就始于一群男
藏
佛罗伦萨地下室里以躲避瘟疫时的漫长闲谈。
中国热
开水，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。中国是茶的原生地。全世界关于“茶”的发音，包括老英语中的ch以及新英语中的te，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。《诗经邶风》中已有“荼（茶）”的记载，汉代典籍中多见“烹茶”，可见饮茶必烹，必烧开水，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。喝开水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里说“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”。《史记》中有“汤鼎”一词，《孟子》中有“釜瓯”一词，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，堪称高科技产品。相比之下，游牧还处于饮食的烧烤时代，面包也好，牛排也好，架在火上烧一把了事，到喝水的时候，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。
中国古还有农耕民族丰富的
木知识，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知识。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“事亲者不可不知医”。因为要孝悌亲，就必须求医问药，甚至必须知医识药，医学发展的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。春秋时代的中国就有了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。成于汉代的《黄帝内经》、《诊籍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脉经》等等，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。事到了这一步，技术条件有了（如锅），资源条件有了（如茶），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（如巫医分离、以孝促医等），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。相比较之下，在少茶、少锅、少医的古代欧洲，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？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，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·托马斯的说法，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，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。他在《水母与蜗牛》一书中感慨：至十九世纪中期，“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”。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、灌肠、禁食之类的折腾，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
持，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。据说大诗拜伦就在灌肠管下给活活灌死，其状想必惨不忍睹。
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，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。
几乎是出于同样原因，在漫长的历史上，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，也大多懂得一些药土方或推拿技巧，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，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——这种几乎百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，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
厚遗存，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，也有其自身局限
，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，曾帮助中国渡过一个个难关。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，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，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，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，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，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受古之赐的隐形实惠，倒是被很多现代盲视。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
英，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（肯定不包括《水母与蜗牛》等）就大贬中医中药，更让吃惊不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