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汉以昭昭天命，如大镜悬天，照万民之心，而成其德。此德成礼，是为三纲。天命今已不存，三纲岂可为继。天命何在也？在
心也。韩柳诸公辨
求心，欲求汉之天命也。今朝廷之政，施于天下，得万民欢心，则如
月之升也。月当空，
烛万民，民心向月，自成朝廷之德。德生礼成，天下大治，自成当世之礼！”
道德仁义礼，这一套说白了，就是不只是满足天下百姓的物质欲望，还要满足天下百姓的
神欲望。不只是作为一个中国生活比别好而骄傲，还有一种来自灵魂
处的自豪感，一种强大的神凝聚力。有了这种神凝聚力，外来文明，包括宗教，都将对天下之民无处下手。谈起信仰、文化之类，外来文明都会被这个文明看笑话。
政治制度，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，还是社会主义制度，都可以包容进这一套政治原则当中，这本就是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神政治原则。议会制、总统制、两党三党制，对于这样一套原则都是无所谓的，不过是换一套办法，选这么一批来，扮演政权治理天下。对于世俗政治来说，这套很玄乎，因为本来就是带有神话色彩对抗宗教文明的。
正是因为在神世界自成天地，世上没有当然之理，没有绝对正义，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天地之下。们认为一件事当然得这样做，是从这个神世界衍生出去的。
这一套道德仁义礼本来是不应该进
百姓生活当中的，百姓应该是按照自己从政权中学来的做事方法，出现一套与
往的准则，就是礼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们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，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，应该是自然而然的。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，妄图强推三纲五常，逆流而上，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
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：“似如此，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，而避恶政害民也？”
徐平道：“政无善恶，唯持其正。于朝廷，天下无恶之民，唯有
法者，法者治之可也。无善之民，唯有行善者，行善者劝之可也。”
晏殊道：“一政出，民必有便之者，不便之者。若无善恶之民，政何以持正？”
“听民声，查民心，可也。以政不便，必有所本，朝廷知其所本，此查民心也。以政为便，必有所本，朝廷知其所本，查民心也。查民心，不可只听其声，当查其心，此知民之所思也。诗三百，子曰‘思无邪’，何耶？此民声也。以此诗，对当时之政，学者当知何政出，民何思，此查民心也。知民心于何处便，何不处不便，朝廷渐次修之，此修德也。”
《诗经》之称经，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，那只是记录诗歌的，能有什么大道理。是因为《诗经》中记录的是民声，由民声而知民心，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，进行施政的调整。天下以民心为母，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，是父亲在怎么做，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。父和母合起来，才是完整的政治。
在孔子那个时代，记录下来就是《诗经》。到了这个年代，就是民间说话、小曲。在徐平前世，就是流行歌曲、电影电视、微博论坛。从这些地方，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，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，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，这就是修德。
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，听到之后，怎么去顺应民心，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，有各种各样的技巧。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，而是获得认同感，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。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，有的时候故意不改，让某件事激起众怒，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，让百姓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。
晏殊问的是有善恶，一项政策出来，恶觉得是善政，善觉得是恶政，政权怎么来判断。这就是政权合法归于查治之后，一定要辨善恶的理论原因。不然善觉得是世，恶觉得是治世，查治无法提供合法。
徐平前世，美国在让同恋合法的问题上反复折腾，出于同样的原因。如果同恋是不正常的，让其合法，是对正常的伤害。如果是正常的，不让其合法，同样是对正常的伤害。这就是善恶论对政治影响的一个表现，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政策。因为政权要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，避不过这些，不能模糊。不让正常拥有正常的权利，会让治下之民觉得政权不把自己当自己，并不是为了取得那少部的支持。
中国不会产生这种想法，因为历史上经过了论争辨，得出了朴的结论。遇到类似的事，政权持中立的立场，不参与进去，成了一种共识。
善恶论，换一种说法，就是认不认为中有一些是不正常的，不是正常应该具有的心理认识。哪些是正常的，哪些是不正常的，政权要包容正常，摒弃不正常。
同恋、
权、种族问题，这些政治正确，都是在政权要包容所有正常的角度，才激烈起来的。不只是一部分的问题，而是要政权对某些群的正当表态。
